译序 百年后的相遇──漱石文学为何至今仍受欢迎?

2016年是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逝世一百周年,日本重新掀起漱石热,出版界先后发行各种有关漱石文学的论文与书籍,各地纷纷举办多项纪念活动,曾经刊载漱石小说的《朝日新闻》,也再次连载他的作品。

夏目漱石的小说问世至今逾一世纪,尽管他的写作生涯仅有短暂的十年,但几乎每部作品发表后,都立即获得热烈回响。从作品的发行量来看,这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在作家去世后,反而比他生前更广泛受欢迎。譬如“后期三部曲”之一的《心》,战前曾被日本旧制高中(今天的大学预科)指定为学生必读经典,20世纪60年代,还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再如这次出版的“前期三部曲”:《三四郎》《后来的事》与《门》,今天仍是日本一般高中推荐的学生读物。

根据调查,迄今为止,与夏目漱石有关的文献、论文、评论的数量已多达数万,上市的单行本则超过一千以上。不仅如此,同类的书籍与印刷物现在仍在继续增长。可以说,阅读漱石文学在日本已是读书人必备的学识修养,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为什么经过一个世纪之后,漱石小说仍然广受热爱?简单地说,因为这位著名作家笔下所描绘的,是任何时代都不褪色的人性问题。只要我们身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就得面对各种抉择,即使是跟爱情无关的决定,也不可避免地引起冲突与对立。就像《三四郎》里的三四郎、美祢子、野野宫和金边眼镜的男子构成四角关系,《后来的事》里的代助、三千代和平冈之间上演的三角恋情,或者像《门》里的宗助与阿米,一段不可告人的“过去”,使他们遭到亲友和社会的唾弃。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类似的感情抉择,或经历相同的自我矛盾,时而犹豫是否该为友情而放弃爱情,时而忧虑或因背德而被社会放逐。读者在阅读漱石小说的过程中,总是能够不断获得深思的机会。我们看到三四郎对火车上的中年男人心生轻蔑,脑中便很自然地浮起自己也曾腼腆的青春岁月;我们读到美祢子在炎夏指着深秋才能丰收的椎树质疑树上没有果实,心底便不自觉地忆起忸怩作态的花样年华;就连高等游民代助不肯上班的托词:“为什么不工作?这也不能怪我。应该说是时代的错误吧。”也令现代读者发出会心一笑,并讶异漱石在一百年前就已预见21世纪的啃老族。

漱石小说能够广为传播的另一个理由,是作家的笔尖时时顾及“教育性”。漱石的作品里找不到花街柳巷的描写,也没有男欢女爱的场景,更看不到谷崎润一郎或江户川乱步等人常写的特殊性癖。漱石开始为“东京朝日”撰写连载小说之前,甚至被归类为“无恋爱主义”。即使其后发表的《后来的事》与《门》是所谓的不伦小说,但内容着重的是当事人的心理纠葛,而非肉体关系的刻画。即使在人妻三千代刻意挑逗丈夫的好友代助时,漱石也只以“诗意”两字一笔带过。

然而归根结底,漱石文学能够长久流传后世的主因,还是应该归功于作家的自我期许。研究“漱石学”的专家曾指出,夏目漱石的假想读者涵括了三种类型的人物:一是像“木曜会”成员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二是当时的“东京朝日”订户;三是“素未谋面,看不见脸孔”的另一群人。换句话说,从下笔的那一瞬起,夏目漱石已把属于未来世界的你我列入了阅读对象,他是倾注整个生命在为后代子孙进行书写。

漱石逝世百年之后的今天,笔者有幸翻译“前期三部曲”:《三四郎》《后来的事》与《门》,内心既惶恐又庆幸。惶恐的是,故事的时代背景距今十分遥远,作家的文风过于含蓄内敛,笔者深怕翻译时疏漏了作家的真意;庆幸的是,日本研究漱石文学的人口众多,相关著作汗牛充栋,翻译过程里遇到的“疑点”,早已有人提出解答。也因此,翻译这三部作品的每一天,几乎时时刻刻都有惊喜的发现。

期待各位读者能接收到译者企图传递的惊喜,也祝愿各位能从漱石的文字当中获得启发与共鸣。

2016年9月1日

章蓓蕾

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