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时报》(1) （1967）

致《星期天时报》编辑：

我强烈反对《红色信件伪造者》（1966年12月18日）中关于我父亲的言论，根据你们的四个研究者的说法，他被一个君主主义分子枪杀，因为“他被怀疑太‘左’倾了”。在我看来，这种胡言乱语很讨厌，理由如下：这很像源于苏联歪曲事实的虚假材料；暗示俄国侨民首领是歹徒；谋杀的理由不成立。

我父亲在革命前就是合法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之一，他发在侨民报刊《方向报》（RUL）——柏林唯一有影响的俄文日报——上的文章就其意义来说，只是西欧自由主义传统的继续，而至少从1904年起，这一思想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虽然在柏林和巴黎的俄国君主主义者中可以发现一批体面的老人，但他们没有素朴的心灵和有影响力的人格。固执的反动分子、黑色百人团、开明独裁的信徒、声称克伦斯基的真名是基施鲍姆的可疑的新闻记者、崭露头角的纳粹、神气活现的法西斯、反犹暴力分子，还有密探，他们仍混迹于俄国侨民社会，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后者才是侨民文化的基础和精华，苏联历史学家有意贬低这一事实，所以不奇怪，正是自由主义的文化核心，而不是极右派的粗暴和意义含混的行动，构成了真正的反对阵营（今天仍然存在），也正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人物，对警察国家最早提出了指控并宣布最终的判决。

1922年3月28日，两个可恶的暴徒攻击正在柏林作公开演讲的P. N. 米留可夫，他们计划谋杀他而不是我父亲，但我父亲用身体挡住了射向老朋友的子弹。他打倒了其中一个杀手，但被另一个击中要害。

当这么多的东欧国家的历史成了一个笑话时，我写信是希望对一个重要细节的澄清能有助于下一个研究者。

(1)　发表于196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