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的诗人兼研究员：诗歌化身的绿帽子情人（第2/3页）

短短几分钟之内，梅尔塞德斯便攻破了我的防线，打开了我坚守的城池。我只看了本子上的几行字就马上明白：她不是这块料；老天爷啊，这也太差啦！不过，她的膝盖、那露出的一点大腿是多么完美，还有那双胆怯的眼睛：“小姑娘，我跟你说，你很有天赋。”看她露出感激的笑容，我又强调了一下：“巨大的天赋！”

“会刊登吗？”她很急躁，想马上知道结果。只见她嘴巴微微张开，舌尖从唇间滑过。我的老天！

“有可能。这取决于你。”我回答说，声音狡诈，充满了影射和暗示。

我承认，那时我还想着全身而退：跟这个女诗人睡上一觉，但不刊登她愚蠢的诗。 我完全想错了：周日的报纸上刊登了她的处女作，占据了整个青年诗人专栏，并配以热烈的称赞：“安娜·梅尔塞德斯，近年来的文学新星。”而我得到的不过是几个亲吻，将手放在她的胸脯上，还有一些承诺。不仅如此，以她的名义刊登的三首诗也出自我的手笔。其中一首，只借鉴了安娜·梅尔塞德斯的一个词“苏逼拉道里奥[2]”，这个美丽的单词我并不认识：它的意思是“肛门”。总而言之，可以这么说，梅尔塞德斯的所有诗歌起初都是我的作品，之后则是诗人尤达希奥·塔维拉的创作。因为那个时候——也许是厌倦了我的醋意——这个没良心的居然甩了我，开始了她新的文学生涯。离开尤达希奥之后她开始做流行音乐，是作曲家托尼尼奥·林斯的合作伙伴，当然在床上的合作多过在词曲上的合作。

莱文森来到巴伊亚时，我和梅尔塞德斯的关系正处于顶峰：坚定的激情，永恒的爱恋。连续几个月，我既没有心思也没有力气想别的女人；即使她曾背叛过我们之间爱的誓言，我也从来没有办法证明——也许是我不愿意那样做，谁知道呢？那样的证明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彻底断绝和她的关系？啊，不，永远不要！又或是在最苦涩的时刻，连怀疑的机会都不留给自己，哪怕是最细小、最微弱的怀疑？

怀疑与醋意，我想跟她上床，却在深更半夜，将她留在了专家的宾馆。我为自己的无耻饱受折磨，却得到了美元的报偿。我躲在“天使之尿”里喝酒买醉，这个没人光顾的酒馆是我最后的洞穴。

只有什么都不加的甘蔗烧酒才能让我平静下来。眼前这个正跟某个荡妇——她举止轻浮，不是娼妓就是老处女——窃窃私语的男人是谁呢？居然是路易斯·巴蒂斯塔院士，家庭道德的支柱，正义的游侠，虔诚的教徒！看到我时，他哆嗦了一下。没有其他选择：他必须友好热情地过来，对此做出一番解释，故事和安娜·梅尔塞德斯的一样复杂。

我上中学时，从巴蒂斯塔老师那儿吃了不少苦头：无聊至极的课程，暴戾的野蛮理论，愚蠢的保守主义，教条的语法和难闻的口气。无论上学期间还是毕业之后，在仅有的几次交往中，我俩的关系一直不好。但正是在这肮脏低贱的酒馆——我为自己的绿帽子心痛不已，他被撞见和其他女人厮混——共同的敌人将我们联合起来：美国专家莱文森，还有他的巴西同行佩德罗·阿尔杉茹。

关于莱文森来巴西的目的，著名院士提出了他的怀疑，我却没有说出自己的疑虑。他的重点在于公共利益与国家安全，我的则属于个人隐私。

“巴伊亚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从不朽的‘海牙之鹰’鲁伊[3]开始，培养了那么多优秀人才。但这个外国人却偏偏挑了一个无赖酒鬼，好像只有他才配得上称赞。”

义愤控制了他，使他站了起来，宛如一名布道者，又像坎东布雷教神灵附身的圣子：他一会儿面朝我，一会儿面朝荣耀的荡妇，一会儿又对着酒保，边剔着牙。

“他是来侦察的。所有关于文化的说辞不过是共产主义的遮羞布，目的就是要撼动我们的体制根基，”他压低声音，神秘地说，“我看到过一些资料，这个莱文森差点被‘反美运动法监察会’传讯；而且根据确切消息，FBI名单上也有他。”

酒保早就习惯了各色各样好笑的醉鬼，对此完全无动于衷。院士冲他挥舞着手指。

“那么，他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把那些关于贱民的语法都不对的蠢话吹捧成学术典范？这个阿尔杉茹是谁？难道是哪个大人物，某个教授博士、政客伟人吗？不是，连个有钱的商人都不是。他不过是医学院的一个下等杂役，比乞丐强一点点，不过就是个普通工人。”

著名院士满腔怒火，而我也没有理由阻止他这样做。他毕生都在奔走呼号：反对道德败坏、习俗衰落，反对女士连体泳衣，反对葡萄牙语——“拉丁姆最后的鲜花”——的野蛮化，但他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色情统治了书籍、剧院、电影以及人生；道德败坏成了家常便饭；姑娘们带着避孕药参加《玫瑰经》祷告；比基尼取代了连体泳衣，等着瞧吧；现在的神父都是魔鬼的奴仆；至于说到葡萄牙语图书——那些由卡蒙斯纯正的语言写出的、由作者自费出版的优秀学术书籍都躺在书店架子上成为永远的滞销品，而无视语法规则、将经典语言和非洲方言混为一谈的低劣作品却极为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