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作为个人，我们能走多 远？（第2/4页）

作为纪德小说创作的开始，《违背道德的人》实际上只有一个焦点问题，那就是，米歇尔在何等程度上是一个“背德者”？他违背的是怎样的道德？同性恋？自由的生活？在信仰前徘徊？不相信救赎？在精神与肉体之间的游移？甚至，有这么一点点——恋童癖的倾向？

然而《违背道德的人》什么也没有说，它只是一个人在面对生活的时候所持有的真实态度。一切都是在评论界与纪德本人联系在一起后才产生的问题，不论是信仰也罢，还是同性恋也罢。我们都知道，纪德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一直生活在“矛盾”之中：在清教徒的家庭教育中长大，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却拥有一颗最为叛逆的心——在正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这个问题上，他的战斗性绝不输于王尔德和兰波；一生都与天主教纠缠不清，却在生命的最后也没有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主教信徒，为此，他付出了与同时代的保罗·克洛岱尔、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伟大作家交恶的代价；曾经对共产主义产生极大兴趣，然而1936年从苏联回来之后却站在反对当时苏联专制体制的最前沿；他的一生是知识分子“介入”一生的典型代表：在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上从来都是坚定的斗士，但是，与萨特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将文学创作纳入所谓的“介入”行动。

上述的一切却只是纪德在生活中的“矛盾”。在《违背道德的人》的前言里，纪德也有和自己的生活撇清的愿望，他说“我不愿意在这部书里控诉或者赞颂”，因为“一部作品的真正意义与当今的读者对它表示的兴趣，是非常不同的两回事情”。这应该是在从《违背道德的人》开始纪德就已经坚定下来的对文学的态度。并且，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纪德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矛盾。

四

今天，我们不再会怀疑，如果说到文学——或者说小说，如果我们赞成昆德拉对于“小说”的定义和他对“小说”的偏爱——的现代性，在法国，他和普鲁斯特应该是具有决定性贡献的两个人。尽管，纪德一生中最为追悔的错误之一，是在1912年，他执掌新法兰西杂志的时候，作为审稿人，以“过于贵族气”为由，拒绝过普鲁斯特《在斯万家那边》的出版。

当然，对于“现代性”，尤其是对于文学的“现代性”，我们可以有繁复的、多重的定义，正如贡巴尼翁所说的那样，“（现代性）并不指向清楚、明晰的观念，也不指向封闭性的概念”。然而我们同样可以简单地面对文学的“现代性”这一概念。实际上，在文学上，区分所谓的古典与现代，只在于对文学的“真实”和“价值”问题所给出的答案。而在这一点上，看似矛盾的纪德从来没有变化过。

《违背道德的人》中的米歇尔是一个真实的人，虽然就行为而言，他并没有突破任何社会规范意义的“道德”，但是他却违背了一直以来，西方道德评判和价值评判的根本前提：那就是在成为有逻辑的叙述——适用于一切谓之为文学的东西——之前，意识本身就应该被置于某种价值框架之内。米歇尔没有遵从这个前提，他在对朋友叙述三年以来的生活时，没有对记忆进行选择。

所以米歇尔说：

我很少了解妻子，想来妻子不见得更多了解我……

他还说：

他（上帝）帮助后有权利要求我谢恩。这样我有了义务；我不愿意承担……

他更进一步地阐述道：

可是我还是说不清我说的“生活”是什么，也说不清我向往一个更广阔、更自由、不那么受别人牵制、不那么顾忌别人的生活，不就是我感到约束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秘密么；这个秘密我觉得要神秘得多：我想这是一种重生的秘密；因为我在其他人中间依然是个陌生人，像个从阴界回来的人。

最后，当生活经历了它或迟或早都会呈现出的变化——婚姻、疾病、死亡、孤独——之后，他彻底地迷失了，再三要求自己的朋友“带走”他，他说：

当你们刚刚认识我的时候，我的思想坚定不移，我知道这样才会造就真正的人；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把我从这里带走吧；我自己已无能为力了。我的意志中有什么东西垮了；我甚至不知道从哪里获得力量离开埃尔唐塔拉。有时我害怕被我取消的东西在进行报复。

如果我们真的将米歇尔视作纪德本人，他们的相似性可能在这里：纪德也是一个从传统意义而言违背“文学道德”的人。他相信小说有其应该遵从的真实。如果说小说是一个想象和虚构的世界，这个世界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向已有的任何既定“道德”的边界提出疑问，以真实的态度和方式。米歇尔这么做了，他不粉饰自己的任何行为，不试图解释，也不试图走上某种轨道，更不试图以“革命”的名义，建立某种新的道德边界——这是纪德与萨特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