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对你说什么?[113]

山路路面坚硬平坦,清早时刻还没尘土飞扬。下面是长着橡树和栗树的丘陵,山下远方是大海。另一边是雪山。

我们从山路开过林区下山。路边堆着一袋袋木炭,我们在树丛间看见烧炭人的小屋。这天是星期天,路面蜿蜒起伏,山路地势高,路面不断往下倾斜,穿过一个个灌木林带,穿过一个个村庄。

一个个村子外面都有一片片葡萄地。遍地棕色,葡萄藤又粗又密。房屋都是白的,街上的男人穿着盛装,在玩滚木球。有些屋墙边种着梨树,枝丫分叉,挨着粉墙。梨树喷洒过杀虫药,屋墙给喷雾沾上一层金属粉的青绿色。村子周围都有一小块一小块的开垦地,种着葡萄,还有树木。

离斯培西亚[114]二十公里的山上一个村子里,广场上有一群人,一个年轻人提着一只手提箱,走到汽车前,要求我们带他到斯培西亚去。

“车上只有两个座位,都坐满了。”我说。我们这辆车是老式福特小轿车。

“我就搭在门外好了[115]。”

“你会不舒服的。”

“没关系。我必须到斯培西亚去。”

“咱们要带上他吗?”我问盖伊。

“看来他走定了。”盖伊说。那年轻人把一件行李递进车窗里。

“照应一下。”他说。两个人把他的手提箱捆在车后我们的手提箱上面。他跟大伙儿一一握手,说对一个法西斯党员、一个像他这样经常出门的人来说不会不舒服的,说着就爬上车子左侧的踏脚板,右臂伸进敞开的车窗,钩住车身。

“你可以开了。”他说。人群向他招手。他空着的手也向大家招招。

“他说什么?”盖伊问我。

“说咱们可以开了。”

“他倒真好啊!”盖伊说。

这条路顺河而去。河对面是高山。太阳把草上的霜都晒干了。天气晴朗而寒冷,凉风吹进敞开的挡风玻璃。

“你看他在车外味道怎么样?”盖伊抬眼看着路面。他那边的视线给我们这位乘客挡住了。这年轻人活像船头雕饰似的矗出车侧。他竖起了衣领,压低了帽檐,看上去鼻子在风中受冻了。

“也许他快受不了啦,”盖伊说,“那边正好是个不中用的轮胎。”

“啊,要是我们轮胎放炮他就会离开咱们的,”我说,“他不愿弄脏行装。”

“那好,我不管他,”盖伊说——“只是怕碰到车子拐弯他那样探出身子。”

树林过了;路同河分道,上坡了;引擎的水箱开锅了;年轻人看看蒸汽和锈水,神色恼怒疑虑;盖伊两脚踩着高速挡的加速器踏板,弄得引擎嘎嘎响,上啊上啊,来来回回折腾,上去了,终于稳住了。嘎嘎声也停了,刚安静下来,水箱里又咕嘟咕嘟冒泡了。我们就在斯培西亚和大海上方最后一段路的高处。下坡路都是急转弯,几乎没有大转弯。每回拐弯,我们这位乘客身子就吊在车外,差点把头重脚轻的车子拽得翻车。

“你没法叫他别这样,”我跟盖伊说,“这是自卫本能意识。”

“十足的意大利意识。”

“十十足足的意大利意识。”

我们绕着弯下山,开过积得厚厚的尘土,橄榄树上也积着尘土。斯培西亚就在山下,沿海扩展开去。城外道路变得平坦了。我们这位乘客把头伸进车窗。

“我要停车。”

“停车。”我跟盖伊说。

我们在路边慢慢减速。年轻人下了车,走到车后,解开手提箱。

“我在这儿下车,你们就不会因载客惹上麻烦了,”他说,“我的包。”

我把包递给他。他伸手去掏兜儿。

“我该给你们多少?”

“一个子儿也不要。”

“干吗不要?”

“我不知道。”我说。

“那谢谢了。”年轻人说,从前在意大利,碰到人家递给你一份时刻表,或是向你指路,一般都说“谢谢你”,或“多谢你了”,或“万分感谢你”,他却不这样说。他只是泛泛道“谢”,盖伊发动车子时,他还多疑地盯着我们。我对他挥挥手。他架子太大,不屑答理。我们就继续开到斯培西亚去了。

“这个年轻人在意大利要走的路可长着呢。”我跟盖伊说。

“得了吧,”盖伊说,“他跟咱们走了二十公里啦。”

斯培西亚就餐记

我们开进斯培西亚找个地方吃饭。街道宽阔,房屋轩敞,都是黄的。我们顺着电车轨道开进市中心。屋墙上都刷着墨索里尼瞪着眼珠的画像,还有手写的Vivas[116]这字,两个黑漆的V字墨迹沿墙一路往下滴。小路通往海港。天气晴朗,人们全出来过星期日。铺石路面洒过水,尘土地面上一片片湿迹。我们紧靠着街沿开车,避开电车。

“咱们到那儿简单吃一顿吧。”盖伊说。

我们在两家饭店的招牌对面停车。我们站在街对面,我正在买报。两家饭店并排挨着。有一家店门口站着个女人冲我们笑着,我们就过了马路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