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3/5页）

马尔科姆是一九六一年来伯明翰大学英文系任教的，比我晚一年，我们很快成为朋友和合作者。一九六三年，我们两人再加上一位天资聪颖的本科生，名叫吉姆·达科特（他不幸在一九八〇年去世），通过马尔科姆跟伯明翰剧团艺术导演的关系，受聘为那个剧团创作一部讽刺滑稽剧。那是《边缘之外》和《过去的那一周》大红大紫的年代，讽刺剧风靡一时。我们写的滑稽剧取题《四壁之间》，在一九六三年秋季按照预定日程上演了一个月，还算成功，虽然观众在剧目公演到一半场次时，因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消息而大受影响(2)。参加演出的有一个名叫朱莉·克莉斯蒂的年轻女演员，她为了获得话剧演出经历，愿以每周十五英镑的薪水在剧团工作，尽管她不久前在《撒谎者比利》中的表演让她成为身价很高的电影女星。我们几个作家从这次演出中获得的报酬甚至比朱莉·克莉斯蒂还要少，但是我并不后悔为此付出的时间和心血，因为我发现，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搬上舞台，坐在剧场里注视着观众对自己写的台词做出的每一个微妙的反应，实在令人心怡神驰。作品本身其实比较琐细，生命力转瞬即逝，但却绝对是以一种喜剧形式写成的，而对我来说，则是开拓了新的视野。

我的前两本书，《看电影的人们》和《赤发佬，你这个傻冒》，其中也有几处幽默时刻，但是两书本质上都是严肃的，是完完全全的现实主义作品。通过《四壁之间》的这次创作经历，我发现自己对讽刺性滑稽戏仿式的写作兴致盎然，而我以前从没意识到自己有这方面的爱好；我还发现，这把我从精心布局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规范桎梏中解放出来。《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无论从哪方面说，都称得上是我的第一部实验小说。我早已意识到，在文学批评方面，我对知名的现代主义作家充满仰慕，但是另一方面我的文学创作实践则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现实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作品的影响下形成的，喜剧似乎为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种可能。我和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的交往，以及他本人在喜剧创作方面的榜样作用，是促使我的写作出现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在《大英博物馆在倒塌》的献辞，以及雪利酒会那一幕中，都表述了我的感激之情。几年后，马尔科姆离开伯明翰前往东英吉利大学任教，他如今是从事美国研究的教授。我们两人都为这次分离感到遗憾，但是这对我们各自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也许是必需的。说实话，我们有太多时候被公众相提并论，更别说混为一谈了。（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要我说明和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以此决定一次投赌的输赢。）

再回到《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我相当清楚，对于戏仿和拼贴的大量运用是一种危险的手法，尤有让辨认不出这些暗指的读者感到困惑和疏远的危险。我的目的是让这样的读者完全意识到叙事和文风的频繁转换，并觉得满意；与此同时，文学功底更加深厚的读者在看出这些戏仿后，能获得额外的愉快。如此一来，就只能相对谨慎地运用戏仿手法，尤其是在本书的开篇部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戏仿文字越来越长，也益发复杂且直截了当。出于艺术审美的考虑，我希望这些段落中的最后一段成为所有戏仿中最直白、最贴切又是最为雄心勃勃的一例。同时，随着故事接近尾声，我也意识到，需要从另一个角度，不管多么短暂，审视亚当·爱坡比的婚姻问题，那就是妻子芭芭拉的视角。可是拖到这会儿才突然切换“叙事角度”，会不会显得生硬而成为过于随意的拙劣之笔？找到一种可以引达高潮的戏仿，一下子解决这一问题，这正是小说创作中那些神思闪现的快乐时光，唯此方显劳有所值。在哪一部著名的现代小说中，妻子这个角色在倒数第二章以前始终是她丈夫思想和认识的附庸，直到最后一章才在叙事中取得了主体意识，并对丈夫以及夫妻之间的关系提出自己嘲弄性的、实事求是的女性视角？别无其他，只有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部小说（我迟迟才意识到），把发生的所有事情限定在一天之内，用变化纷呈的风格再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情节，为《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提供了最基本的典范。莫利·布鲁姆那段广为人知、不加标点的内心独白，用来实现我的意图，其熨贴简直不可思议。我的小说不妨像乔伊斯的那样结尾：男主人公回家，和配偶团圆，在婚床上入睡，然而难以入梦的妻子，昏昏沉沉地思索着男人的弱点，性爱的悖论，还有他们的恋爱婚姻史。对于莫利的关键词“可以”，我会用一个更为不确定的词代替，既可与芭芭拉的性格更为相符，也可以呼应小说结尾时乐观和听天由命混杂的基调。我的意图始终是，芭芭拉眼下的焦虑应该在小说最后一章中得到排解。当我回想到在《尤利西斯》中，莫利·布鲁姆也是在最后一章来例假时，我才明白过来（如果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的话），的确有作家的运气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