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阿尔贝·加缪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在回想读过的作家时，总会回到过去的世界，即我们在初读那些作家时所认识的世界。我们会重新想起他们最初在我们心里激起的渴望。如果我们喜欢某个作家，那并不是因为他把我们引入了一个至今萦绕我们心头的世界，而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模样。加缪，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博尔赫斯一样，对我来说，都属于那种必读的作家。这种作家的文章会把人带到一个有待填充意义的地带，而且它暗示出，一切含有形而上学意图的文学作品都像人生一样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些作家，如果你在年轻时怀着理性的希望读他们的作品，你就会受到激励，写出同样出色的作品。

我读加缪的作品，是在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博尔赫斯的作品之前。当时我十八岁，在我父亲，一个建筑工程师的影响下，读了这本书。20世纪50年代，伽利玛出版公司接二连三出版加缪的书籍。我父亲如果不能在巴黎亲自买书，他就会安排人把书送往伊斯坦布尔。在仔细地读完这些书之后，他还很乐于谈论这些作家。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用我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述“荒诞哲学”，但还是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荒诞哲学”让他如此着迷：这种哲学并非来自于西方的伟大城市或其引人注目的建筑、纪念碑及房屋，而是来自于一个如同我们国家一样，部分现代化、部分伊斯兰、部分地中海的边缘化世界。加缪的《局外人》（The Stranger）和《鼠疫》（Plague）以及其他很多短篇小说，都发生在他童年生活的地方，而他对阳光灿烂的街道和花园所作的细致动人的描写，则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加缪是一个文学上的传奇：我父亲深深折服于他的早期盛名，而加缪的死也让父亲感到无比震惊。据说依然年轻英俊的加缪死于一次交通事故——各家报纸都热衷于将其称为“荒诞”事故。

像其他人一样，我父亲在加缪的文章里找到了青春的光环。现在我也有这种感觉，虽然青春的光环这一说法如今能反映的东西，已经超出了作者的时代和世界观。现在，我再读他的作品时，仿佛觉得加缪书中的欧洲还是一个富有朝气、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仿佛它的文化还没有分裂，仿佛通过对物质世界的思辨，你就基本上可以看清它的本质。这一点反映了战后的乐观主义，就像获胜的法国要重申它在世界文化上，特别是在文学方面的中心地位。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战后的法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理想，这不仅是因为它文学的伟大，还因为其历史的伟大。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使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领域中获得如此威望的，正是法国文化的卓越地位。其影响并非局限于欧洲范围，还波及了美洲和非西方国家。

正是这种年轻的乐观主义，促使加缪在《局外人》中，把法国主人公轻率地杀害一个阿拉伯人的事件描述成哲学问题，而非殖民问题。因此，当有哲学学位的聪明作者谈到气愤的传教士，或者苦苦追求名气的艺术家,或者骑自行车的跛子,或者和情人一起去海滩的男子时，他可能早已神游万里，陷入令人目眩、富有启示的形而上的沉思中。在所有这些小说里，他像一位炼金术士把贱金属变成细工饰品一样，通过重组生活中的平凡细节，写出精致的哲学作品。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法国哲学小说的悠久历史。加缪和狄德罗一样，都属于这个传统。加缪的独特性，在于他轻而易举就融入了这一传统，它带有海明威式的短句和现实主义的叙述风格，它离不开尖酸巧智，离不开稍带书生气、有点权威的腔调。虽然这些小说属于涵括爱伦·坡和博尔赫斯在内的哲学短篇小说传统，但它们的华彩、活力和气氛，都得力于小说家加缪的描述能力。

读加缪的作品，读者不可避免地会对两件事印象深刻：加缪与其作品主题之间的距离；加缪与他那柔和、近似于低声细语的叙事方式之间的距离。他似乎总在犹豫，要不要带读者进入到故事的深处，还是把我们悬置在作者的哲学担忧和文本本身之间就算了事。这也许反映了加缪在生命最后几年里所遭遇的文思枯竭的难题，这是毁灭性的难题。有人在《哑巴》（The Mute）开头的段落里看到了它的端倪。在这本书中，加缪有意识地提到了变老的问题。在另一个短篇小说《工作中的艺术家》（The Artist at Work）里，我们也能感觉到，加缪在生命最后阶段里的生活过于激荡，而且名誉也成了太过沉重的负担。但真正摧毁加缪的，毫无疑问就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作为一个法裔阿尔及利亚人，他对地中海世界的爱与对法国的忠诚无法调和，他最终被压垮了。虽然他明白，正是战争激起反殖民的怒火和暴力的反抗，但他并没有像萨特一样采取强硬姿态反对法国。因为当时，他的不少法国朋友正被争取独立的阿拉伯人用炸弹夺去生命，或者，按照法国新闻界的说法，这些朋友是被“恐怖分子”夺去生命的。因此，他选择了沉默。萨特在好友加缪去世以后，写了一篇动情、感人的文章，里面探讨了加缪有尊严的沉默里所隐藏的深重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