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伊斯坦布尔的地震恐惧（第3/5页）

这些教授大多参与娱乐节目座谈，嘉宾通常是选美小姐或是健美冠军，主持人经常会打断科学家们详尽的分析，问：“先生，请问最近会有地震发生吗？会有多强烈？”11月14日，在一次最重要的新闻节目中，马尔马拉海地裂带的最新数据引起了激烈争论，以至于当天新闻在进行到第四十五分钟时，才对比尔·克林顿访问土耳其进行了简短报道。而且与其他节目一样，直至结束，它也没能对主持人执着提问了多次的问题给予明确答案。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倒明白，我们能期待的只是更多毫无结论的争辩、咨询以及公开告示。

除了极少数不令人信服的科学家以外，没有人愿意说地震也许永远不会来临，借此给予公众希望。因此，上百万伊斯坦布尔人终于慢慢明白，他们必须依靠自己来摆脱恐惧，因为他们居住在建于劣质土地上的危楼之中。于是有人将问题交付给安拉，或随着时间的流逝，干脆把它忘掉。而另一些人，在上次地震后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现在则沉浸在虚幻的安适之中。

许多人睡觉时在床边摆放着塑料外壳的大手电筒，这样在地震断电时，他们就可以在大火吞噬自己之前寻找生路。手电筒旁，还有哨笛、手机，以便引导救援队在废墟中找到他们，有些人甚至把哨笛挂在脖子上（有一次地震中，居然有人在脖子上挂着口琴）。另有一些人，随身带着房间钥匙，以免在地震来临时浪费时间寻找。有些人夜不闭户，这样可以毫无阻碍地从自己两层或三层的公寓中逃出。甚至还有人在窗户上系条长长的绳子，只要地震发生，他们就可以直接滑到自己的花园中。在头几个月里，有人被持续不断的余震折磨得心力交瘁，以至于在屋内也随时戴着安全帽。又因为第一次大地震是夜里突来的，所以人们更加渴望做好一切准备，甚至那些住在公寓高层，不管用多快速度也几乎不可能顺着楼梯逃生的人，他们在睡觉时也是全副穿戴。我甚至还听说，有人担心地震发生时自己会连裤子都来不及穿，所以他们上厕所或是洗澡时都匆忙不堪。有些夫妻被类似的焦虑困扰，连亲热的兴趣也逐渐丧失。还有不少人搭建了避难篷，储存食物、饮料、铁锤、照明设备等一切可以逃离城市火海的用品，帮助他们在没有电力供应，道路、桥梁坍塌的情况下生存。上次地震后，还有人开始储备大量现金。许多家庭认为，角落是不安全的，于是把床放置在远离墙体、架子和衣柜的地方。避难篷搭在一些关键的物品，如冰箱、烤箱的旁边。这样，理论上，人们就可以在天花板塌陷之时保护自身，这也是报纸上指导大家修建的“救生三角”。

我在那张伏案写作了二十五年的长书桌一头，也做了大量类似的工作。放满大部头书籍的藏书室内，有四十年前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比它更早一些的《伊斯兰百科全书》，和《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借助它，我得以了解过去的地震状况。我在这间藏书室书桌下搭了一个避难篷。为了确信它足够结实，可以承受砸下来的混凝土砖石，在几次地震演习中，我都按照指示，像胎儿在母体内一样躺在那里，以保护我的肾脏。地震小提示还告诉我，要在安全角落储藏一些饼干、瓶装水、哨子以及铁锤，但这些我都没做。每天的生活充斥着这些警告已经足够了，它总是告诉我们装这个，装那个。而我之所以不愿把它们弄到书桌这儿来，会不会是因为我隐约感到，那样做会让我的勇气丧失得更快？

不，我之所以如此，还有更深层、更隐秘的原因。虽然人们很少说起，但从很多人眼中我们都能看到它。我把它称为一种羞耻感，一种夹杂着些许内疚与自责的羞耻感。如果你有一个酗酒、犯罪的亲戚，或是遭受了意外的破产时，你就会有类似的羞耻感。那时，你自我保护的愿望就会非常强烈，你就会极力向他人掩饰自己的窘迫。第一次地震之后，国外的朋友或是出版商写信询问我的状况，我总是羞于回答。我断绝了与一切人的往来，就像一个刚被诊断出罹患了癌症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地震前的日子里，如果我想讨论这个话题，那也只会和与我处境类似、对下次大地震同样感到焦虑的人说。他们与我有着相同的观点。尽管这些聊天很多时候更像是自说自话，但因为我们总是生气或激动地鹦鹉学舌，搬弄专家们那些或乐观或悲观的话语，他们的观点因此还是很快就被大家所熟知了。

曾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注意观察居所和办公室的周围地带，试图确定它们脚下那片土地以前的抗震能力怎样。令我安心的是，我发现在1894年那场地震中，这地方只有少数几栋建筑坍塌。当我研究了所有倒塌房屋的记录，读到那些被倒塌屋顶砸死的人名，他们有的是希腊屠夫、送奶工人，有的是兵营中的奥斯曼士兵；当我知道，那些我在很多地方曾见到过的古市场、历史建筑物都是在毁坏后重修的，那时，我就被一阵哀伤所笼罩：生命短暂，人生和宣礼塔是如此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