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法兰克福香肠（第2/2页）

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喜欢站在街头吃快餐。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手头拮据或是没有其他选择，还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恰恰是想逃避那种“放心踏实”。有些伊斯兰传统，把对食物的观点与对母亲、女人以及某些极其私密的观点交织在一起——为了抛弃这传统，拥抱现代生活，成为一名城里人——你就必须要作好准备，并且情愿吃那些食物，即使你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是怎样、又是为什么被制造出来。因为这种心甘情愿的行为，需要执着，甚至是勇敢，所以首当其冲的，就是学生、无业游民、叛逆之徒，还有那些仅仅为了猎奇，就随时准备将任何食物塞进自己嘴中的蠢人们。这群人聚集在足球场入口处，在伊斯提克拉勒（Istiklâl）大街、公立学校和大学附近，还有城市中的贫民区；他们满心高兴地发现，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改变了伊斯坦布尔，甚至是整个国家的饮食习惯（那感觉无异于冰箱和燃气炉等便利设备给人们带来的刺激）。1966年，土耳其－保加利亚足球比赛在加拉塔萨瑞（Galatasaray）的阿里·萨米焉（Ali Sami Yen）体育场进行。劣质露天看台的人们推推搡搡，拥挤不堪。一辆卖法兰克福肠的小贩推车起了火，火势迅速蔓延。我惊恐地看着刚刚还围在一起吃着香肠，等待比赛开始的人群，此刻就在我眼前躁动起来，从第二层跌落下来。他们在摔死的同时，还将他人压倒在地。

在脏乱、离家很远的街道上，吃那种不知道出自何人之手的食物，被看做是“摩登”和“开化”。尽管这似乎与家庭集体生活背道而驰，但我们几乎同时奉行了这一习惯，并仍能够找到办法，避免那种往往与现代化结伴而来的孤独的个人主义。70年代，对烤肉的狂热席卷了土耳其，迅速为其树立了一个新标准。在此之前，人们对肉比萨[1]还有过类似的狂热。它还有个好听点的名字，就是阿拉伯皮塔饼（Arab pita）。二十年后，我看见一家店铺将其称为“土耳其比萨”（Turkish pizza）（至于“pide”与“pizza”是否属于同源词，这个话题改天讨论）。使肉比萨占领了整个国家的，并非伊斯坦布尔的小卖部和烤肉串餐厅，而是那些小贩大军。他们穿越城市的大街小巷，背着熟悉亲切的椭圆形小货箱，征服了整个城市。如今，你甚至不需要去街角的小卖店来满足你的胃。无论你身在何处，都会看到穿着白色围裙的肉比萨小贩。只要他揭开货箱，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暖和、令人垂涎欲滴的蒸汽，夹杂着焖得透烂的洋葱、肉馅以及红辣椒的香味。为了吓唬我们，母亲总是爱说：“那些肉比萨可不是用马肉做的，它们是用猫肉、狗肉做的！”但每当我们盯着肉比萨小贩的箱子，每个都图案各异，画着鲜艳的花朵和树枝，贴着肉比萨的图片，标着不同城市的名字，例如安特普或是阿达纳，我们立刻就投降了。

伊斯坦布尔街头食品的最美妙之处，不在于每个小贩都各有不同，叫卖着别具滋味的食品并不断追赶潮流，而在于，他们只卖自己了解并喜爱的食品。我看到有些人在大城市的街上拿出乡下食品，那是他们的母亲或妻子在家中为其烹制的，那种食品每个人都会喜欢。但吸引我的，不是能闻到他们的鹰嘴豆拌肉饭、烤肉丸子、煎贻贝、加馅蚌、阿尔巴尼亚肝的味道，而是看到他们装饰十分美丽的餐台、三轮小车，还有餐椅。如今这类人越来越少了。但他们曾经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街头，即使是在周围挤满了喧闹人群的时候，他们的灵魂还是生活在一个妻子、母亲为其建造的“洁净”世界中。另一种反对车间生产、单一化潮流的街头食品当然要属“鱼面包”。过去，海水没有污染，鱼种丰富，价格低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博斯普鲁斯鲣鱼，你不仅可以在泊在岸边的小船上看到“鱼面包”小贩，在市中心以及足球场周围，也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

60年代，我儿时的一个朋友十分痴迷街头食品。他总爱咧着塞满了小吃的嘴笑，说着那句狂妄之语：“真是越脏越好吃呀！”他用这样的话，来为自己的内疚和罪行辩护，因为，他吃的食物，绝不是出自母亲之手。

我怡然自得地享受着街头食品时，感受最强烈的，是孤独的罪过。人们在狭窄的柜台两侧墙上挂着的镜子，使他们看起来更大一些，也使我的罪过看起来更大一些。十五六岁的时候，每当我独自去看电影，我总会看见自己站在那里，吃着汉堡，喝着艾兰，发觉自己并不俊朗气派。那时，我会感到孤独和负疚，感到自己迷失在城市拥挤的人群中。

[1]土耳其语为lahmacun，烤面包内夹有肉块、番茄块，上面撒有胡椒等佐料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