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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能睡着吗？”

她就像个躺在床上逼着大人给自己讲故事的小姑娘似的微微一笑。我觉得给她读点历史故事可能会有点作用，于是我兴高采烈地跑到楼上的房间，可我的历史笔记本不在包里。我气喘吁吁地翻着抽屉、柜子和盒子，后来我把其他的房间也给搜了一遍，就连奶奶的房间我也进去看了，可怎么都找不见那该死的笔记本。我好好地想了想。想起来了，昨天傍晚和倪尔君一起欣赏完雨之后我醉醺醺的，可能把笔记本忘在车后座上了。可车上也没有。正当我准备上楼再找一遍的时候，我发现倪尔君已经睡着了。我停下来，看着她，她的脸就像一张白色的面具，上面给涂上了红色和紫色的颜料，微张的嘴露着一道黑色的缝隙，就像是雕像上的空洞，让人产生期待和恐惧。见雷吉普走了过来，我便心怀愧疚地去了花园。我躺到躺椅上，倪尔君整个礼拜都坐在这儿看书，我就这样躺在那儿。

大学走廊、城市交通、短袖衬衫、闷热的夏天、阴沉的天气里可以吃的食物、词语，我想着这些东西。家里关好的水龙头滴着水，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灰尘和书本的味道，金属冰箱里一块麦淇淋已经变得发白、发硬了，它还要无限地等下去。空房间，也还要继续空下去!我想喝酒、睡觉。唉，这件事落到了我们当中最好的人身上!我站起身来，又悄悄地进了房间，欣赏着睡着了的伤员。雷吉普走过来。

“您把她送到医院去吧，法鲁克先生！”他说。

“我们还是别把她给弄醒了！”我说。

“不把她弄醒吗？”

他耸了耸肩膀，摇摇晃晃地下楼去了厨房。而我则又去了园子，和笼子里的笨鸡待在一起。过了很久，麦廷来了，他可能刚睡醒，可他的两眼并不惺忪，而是充满了关切。他说，倪尔君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了!他把倪尔君告诉他的又对我讲了一遍，中间夹杂着也讲了他自己的遭遇：昨天晚上被他们抢走的一万两千里拉，车子是怎么坏的，他觉得不可思议的大雨。当我问到那么晚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干吗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个奇怪的动作。于是我问他：

“我有本笔记本，可能落在车上了，你看到了吗?现在我找不到了。”

“我没看见！”

接着他便问我怎么把车给发动起来然后送去修的，我告诉他我和雷吉普推了会儿之后车子马上就发动起来了，可他却不相信，还专门跑过去问了问雷吉普，当听到雷吉普和我说的一模一样时，他便骂起娘来，仿佛今天遭遇不幸的不是倪尔君而是他似的。我拼命地不去想这件事，可麦廷还是问了我：有人报警吗?我说没有。麦廷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像是在唾弃大家的麻木不仁，后来他像是忘掉了我们的存在似的，表情显得更加痛苦。我走进屋里，见倪尔君已经醒了，便对她说她得去医院，搞不好会内出血的。出于责任感，我隐晦地提到了死亡，她没有觉得害怕，可我想让她害怕，没错，让她提出去医院，可她还是没说。

“我现在不想去，”她说，“吃完饭再说吧。”

吃饭时我舒舒服服地喝了一顿，因为奶奶没有下楼。雷吉普总是想让大家都感到愧疚，可我却偏偏装作没察觉出来。看到雷吉普的举动，我觉得最愧疚的便是他了：他可能是因为愧疚才觉得不幸福，又因为不幸福才觉得愧疚的吧。可也不完全是这样。仿佛我们都在外面，我们自己也知道，可我们需要置身其中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我们却不知道。而天知道现在在哪儿的他，哈桑，在里面，可我们却在指责他，同情他。快吃完饭的时候，我甚至都有这种让人发疯的想法：要是倪尔君没有说他“法西斯”的话，事情也许就不会这样了。我肯定是喝多了。之后，莫名其妙的，这样的画面又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我曾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在海峡的某个地方，可能是塔拉布亚的一辆带有折叠顶篷的公共汽车，在半夜连同车内的乘客一同坠入海中。而我，此刻，仿佛就在那辆车的里面，也坠入了海底，车里的灯依然亮着，大家都在紧张地望着窗外，窗外充满了死神的气息，黑漆漆的一片，就像个美丽动人的女人一样吸引着大家，我们在等待着。

吃完饭以后，我又问了倪尔君一次去不去医院，她说不去。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打开艾弗里亚·切莱比的书。读着读着，我便睡着了。

三个小时后，我醒了。我的心脏怦怦地跳着，我怎么也起不了床，就像是有头无形的大象压着我的四肢，把我按在床上似的。只要我想的话，闭上眼睛我就可以再度睡着，可我不想，硬是逼着自己起了床。我在房间中央傻傻地站了会儿，然后喃喃自语道：被称为时间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所等待的办法又是什么?快五点了，我下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