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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找到了那条小溪，它缓缓地散发着一种肮脏、腐臭的味道，但是里面居然还有青蛙。它们都不“呱呱”地叫了，好像是被有毒而又肮脏的东西熏麻木了，像粘在草和树叶上的沥青块一样，就那么待着。稍有些活力的，一听到我的脚步声，就以一种傲慢的懒惰样子跳进了水中。我记起而且也看见小溪在这里拐了个弯，也记起并看到了无花果树。但以前不是有更多吗?突然，一家工厂的后墙，抹去了我的记忆，把所有的一切都割裂了开来，让我回到了现在。但是，我甚至都不想去怀疑我去年读过这么一封信。

如果我在那封信中读过的东西昭示着曾几何时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在我完全失去对历史的信念之前，我还有希望再像个人一样地多活几年。或许更长。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场瘟疫来推翻一大堆故事。我把19世纪安纳多鲁没有发生过瘟疫这一方面的信念抛到了一边，只需要用在这些地方曾经建立过国家这一事实，我，一下子就可以把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真相”剔除出去。这样一来，人们接受了的并且从没怀疑过的那些个故事，就仿佛不是一个个事件的组成部分，而像一杯水、像一个花盆一样，立刻就都那么悬在空中了。这样一来，一大堆信誓旦旦的历史学者，就会明白他们所做的不过是编故事而已，他们就会像我一样变得没有信仰。到了那一天，对于要出现的理论混乱早有准备的我，就会用我的文章和我的抨击把这些变呆傻了的人一一捕获。我站在铁路边，努力详细地幻想着梦一般的那一个胜利日，但我没有太激动。对我而言，追踪线索，追踪一个事件比证明我们的工作就是编故事要有趣得多。要是我能找到几条令人信服的线索，我会兴致勃勃地献出我的全部生命来进行一项可以证明奥斯曼帝国最后四百年的中心不是伊斯坦布尔而是别的地方的研究。过去我一直很羡慕伊卜拉欣先生，他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像个侦探一样，研究在君王去世后、新君王即位前的那一段时间里，谁，在哪里，什么时候宣布登基和发行银币，这二十年，他过得很充实。

出现在铁路那端的电力机车突然变大就开过去了。我想着瘟疫患者，沿小溪走着。读过了那封信之后，我脑子里想起这个地方，或许是因为我认为我在信里面看到过瘟疫患者们曾经有段时间被塞在驿站里，我心中有了一种奇怪而又明晰的感觉，这一感觉告诉我，只要我找到那些墙和石块堆，我就可以把它们想像成一个驿站，只要我能找到驿站，我就可以追踪瘟疫，在追踪瘟疫的过程中我就可以找到那个国家。我对历史的信念，似乎就在于我能否找到那些石头块儿。我不知道所有这些是不是我脑子里的一个游戏，我的脑子喜欢制造紧张气氛，乐于承受奇怪的痛苦，也喜欢松弛这种紧张气氛。

我沿着工厂和小制造厂的后墙走着，为了让火车旅客能看清楚，上面用巨大的字母写着政治口号。看着小溪开始离开铁路沿线，我记得很清楚，在这里的某一个地方我一定可以找到石块和墙的废墟。在通往天堂堡垒的路的这一侧，在还没到吉卜赛人的帐篷的地方，在那些棚屋、垃圾堆、铁皮桶和无花果树之间，历史一定就在这儿的某一个地方。站在垃圾堆上盯着我的海鸥，一见我靠近就像迎着风的雨伞一样悄无声息地飞了起来，朝大海散开了去，飞远了。我听到了排列在前面工厂侧院里的公共汽车的马达声，这些要返回伊斯坦布尔的工人们，他们慢慢地上着车。前面有一座桥，横跨着铁路和小溪，我可以看到丢在一边生锈的铁堆、白铁皮、用这些白铁皮盖屋顶的棚屋、玩着球的孩子们和一匹马驮着的粮食——马一定是吉卜赛人的。我要找的不是这些。

我又往回走去，但是我的双脚却带我在同样的地方转悠着。我踢着骨头和一个生锈的罐头盒，像是一只忘记了要找什么东西的猫一样漫无目的，沿着墙，在铁路和小溪之间，从被倒上了污染有毒的水而死去的草地之上，从还没有枯死的荆棘旁，从一个小小的羊脑壳和一根不知道是骨骼的哪一部分的骨头旁边，沿着带刺的电线朝那些棚屋走着。没有。没有。

我努力幻想着背包里的文章和发霉了的地窖中的文件所提到的那些人是在这里生活的，以为我可以把并不存在的东西套在他们头上，但却带着一种希望落空了的兴致想到，那时的小溪闻起来还不是这样。然后我看见了一只楼房那么高的笨鸡，它从草地的更远处看着我。傻蛋鸡!一只鸡从一个由钢架支撑的巨大广告画上盯着我。一下子就可以看出这是从国外杂志里抄袭来的，穿着吊带短裤，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愚蠢，本地产，完全是模仿的，一副没有任何希望的样子。傻蛋养鸡场。愚蠢的眼神，却要装出一副狡猾的样子。不要看。我想转身离开，但还没到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