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大利

每逢礼拜六前夕，总不由得想起旧事，于是刻骨铭心的痛苦便折磨着我的心。当年一到这天晚上，我的祖父就用他那部焦黄的大胡子去摩挲伊本·埃兹拉的书，戴花边头饰的老婆子则把瘦长的手指伸在礼拜六的蜡烛上占卜，幸福地放声嚎哭。而我那颗孩童的心便会像着了魔的浪涛上的一叶扁舟，剧烈地晃动……

我在日托米尔市转来转去，寻求那颗怯弱的星星。在古老的犹太会堂前，冷漠的黄墙根下，蓄着先知式的大胡子，凹陷的胸前裹着受难节穿的破衣烂衫的犹太老人，出售着粉笔、蓝靛粉、灯捻……

我走到了集市，呈现在我面前的是集市的死亡。油汪汪的贪食的灵魂已被扼杀。货摊都上了锁，路面洁无一物，活像死人的秃顶。她，那颗怯弱的星星眨巴了一下眼睛，又消失不见了……

要到后来，在太阳坠落的那一刻，我才终于找到她。基大利的小店躲藏在一家家关门大吉的店铺和货摊之间。狄更斯呀，那天傍晚你的幽灵在哪里？要是你到这家小店来，你便可看到古代镀金的鞋子、海船的大索、古老的罗盘、鹰鹫的标本、刻有“1810年”字样的温切斯特式连珠猎枪和破铁锅。

基大利已上了年纪，五短身材，戴一副烟色眼镜，穿一件绿色的长及地板的斜襟外套。在玫瑰红的空落落的暮色中，他围着他这堆宝贝踱来踱去，搓着白净的手，捻着瓦灰色的难看的胡子，垂下脑袋，谛听着传至他耳际的无声的话语。

这家小店像是一个长大后可出息为植物学教授、富有好奇心、品学兼优的小男孩的百宝匣。这家店铺内既有纽扣，也有蝴蝶标本。人们管矮小的店铺老板叫基大利。所有店铺老板都出走了，独有基大利留了下来。他在由地球仪、颅骨和花朵标本组成的迷宫里转来转去，不时挥一下五颜六色的鸡毛掸子，把花朵标本上的灰尘掸掉。

我跟他坐在啤酒桶上。基大利把他那部狭长的络腮胡子卷拢又放开，放开又卷拢。他的高筒帽在我俩头顶上晃来晃去，像是一座黑色的塔楼。温暖的空气在我们身旁流动。天空变幻着色彩。空中好似有只瓶子翻倒了，从中淌出柔和的鲜血，于是淡淡的尸臭笼罩了我。

“革命——我们对它说‘行’，那么礼拜六呢，难道要我们对礼拜六说‘不行’？”基大利就这样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那副烟色的眼镜抛来一缕缕丝带将我盘住。“我对革命高呼‘行’，我对它高呼‘行’，可它却避开基大利，一个劲儿地向前开枪，开枪……”

“阳光是照不进闭着的眼睛的，”我回答老头儿说，“然而我们可以把闭着的眼睛掰开……”

“是波兰人把我的眼睛闭上的，”老头儿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波兰人是恶狗。他们抓犹太人，把他们的胡子拔掉——哼，狗娘养的！可现在它，这条恶狗，挨揍了。这太好了，革命太好了！哪里料到后来，那个揍波兰人的人对我说：‘基大利，把你的留声机交我去登记……’我回答革命说：‘老爷，我喜爱音乐。’‘基大利，你并不知道你爱什么，等我朝你开枪，你就会知道你爱什么了，我不能不开枪，因为我是——革命……’”

“基大利，它不能不开枪，”我对老头儿说，“因为它是——革命……”

“可波兰人也开枪，我的好老爷，因为它是——反革命。你们开枪，因为你们是——革命。然而革命——是要叫天下人快活。既然要叫天下人快活，就不该让人家里有孤儿寡母。好人是办好事的。革命一应该是好人办的好事。然而好人是不杀人的。可见闹革命的是恶人。波兰人也是恶人。谁又能告诉基大利，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何在？我过去是讲授《塔木德》的，我喜欢拉希的评注和迈蒙尼德的书。除我之外，日托米尔还有不少知书达理的人。我们，有学问的人，都扑倒在地，高呼：我们在遭难呀，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革命在哪里？……”

老头儿住口了。这时我跟他看到第一颗星星出现在银河旁。

“礼拜六快到了，”基大利傲岸地说道，“犹太人该去犹太会堂了……老爷同志，”他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只见那顶像塔楼一般的高筒礼帽在他脑袋上晃动，“你们派几个好人到日托米尔来吧。唉，我们的城市，没有吃的啦，唉，揭不开锅了！派些好心人来吧，我们会把所有的留声机都交给他们。我们不是无知无识的睁眼瞎。共产国际……我们知道什么叫共产国际。我也要共产国际，好心人的共产国际，把所有的人都登记在册，每人发给一份一类口粮。吃吧，好人儿，这下你在生活中也有自己的一份乐趣了。老爷同志，您不知道人们是就着什么吞食共产国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