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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凯撒利亚

1981年12月13日，星期天

娜塔莉开着菲亚特沿着海法公路向北驶去，一路上不时停下观赏风景，享受冬日的阳光。她不知道自己下次再走这条路是什么时候。

开到海岸公路那一段，她遇到了大批军用车辆。好不容易摆脱堵车，她驶下通往玛根·米卡尔居民点的岔路。车行至艾希科尔家下方的山路时，路上已经没有别的车辆，路边不时能看到一片片角豆树。

同往常一样，索尔正在矮门附近的大石头边等她。见她来了，索尔便下山来迎她。娜塔莉跳下车，给了索尔一个拥抱，后退一步，打量着他。“你看上去很不错。”她说。她的话是有道理的。索尔看上去确实好多了。尽管他尚未恢复体重，左手和手腕也刚动过手术，正缠着绷带，但他蓄着浓密的白胡子，看上去如同一位犹太族长。他苍白了许久的脸终于被晒成了古铜色。额前的卷发留得很长，几乎垂到了肩上。不出娜塔莉所料，索尔微微一笑，扶了扶角质框架的眼镜。每次尴尬的时候，他都会做出这样的动作。

“你看上去也不错。”他说，然后插上门闩，朝一个在围栏边站岗的年轻以色列人挥了挥手，“我们上房子里去。晚餐差不多准备好了。”

他们朝主屋驶去的时候，娜塔莉瞥了眼他缠着绷带的手，“你的手怎么样了？”她问。

“什么？哦，很好。”索尔说，又扶了扶眼镜，看着绷带，仿佛是第一次见到一样，“起初你会觉得大拇指是不可或缺的，但等你真没有了之后，就会发现没有了也没什么。”他对她微笑道，“只要你没有把两个大拇指都丢掉。”

“真奇怪。”娜塔莉说。

“什么真奇怪？”

“身中两枪，肺炎，脑震荡，三根肋骨骨折，还有无数割伤和擦伤。如果把你这些伤分给橄榄球运动员，整支球队一个赛季都不用打比赛了。”

“犹太人是很难杀死的。”

“我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娜塔莉说，将菲亚特停进了车棚，“那个女人差点儿咬死你——至少差点儿让你丢了一条胳膊。”

“被人咬伤后，伤口往往都会感染。”索尔说，为她打开了后门。

“休厄尔小姐不是人。”娜塔莉说。

“不错。”索尔人说，又扶了扶眼镜，“到那一刻她已经不是了。”

索尔已经做好了美味的晚餐，还配有羊肉和新鲜烘焙的面包。他们用晚餐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索尔在海法大学的课程，《耶路撒冷邮报》最近给娜塔莉分配的摄影任务，还有天气。吃过奶酪和水果点心之后，娜塔莉想把咖啡带上，去引水桥那边喝。于是索尔把咖啡装进不锈钢保温杯，娜塔莉则去自己房间，从行李箱中取出一件厚毛衣。现在已是十二月，晚上去海边会很冷。

他们漫步下山，经过橘园，赞美着柔和的阳光，尽量不去想身后不远处跟着的两个肩挎乌兹冲锋枪的年轻以色列人。

“对戴维的去世，我感到很遗憾。”他们刚走到沙丘，娜塔莉就开口道。前面的地中海已经镀上了紫铜色。

索尔耸耸肩：“他度过了充实的一生。第二次中风来得很快，他没感到多少痛苦。”

“抱歉我没去参加葬礼。”娜塔莉说，“我在雅典折腾了一天，但航班全乱套了。”

“你不用抱歉，”索尔说，“我感觉你一直就在我身边。”他朝保镖挥了挥手，告诉他们留在原地，然后带头朝引水桥走去。天边的余晖将他们的影子拉成了巨人，投在被沙丘掩埋的雉堞上。

他们在长长的引水桥上走了一段，娜塔莉不由得双臂抱胸。风很冷。东方已经可以看见三颗星星和一轮指甲盖大小的月亮。

“你明天还是要走？”索尔问，“回美国去？”

“是的。”娜塔莉说，“十一点三十起飞，本-古里安机场。”

“我开车送你。”索尔说。

“我喜欢这个主意。”娜塔莉笑道。

索尔给他们俩倒上咖啡，递给她一只塑料杯。水蒸气在冷空气中升腾。“你害怕吗？”他问。

“害怕返回美国还是害怕遇到更多的精神吸血鬼？”她问，啜了一口味道浓郁的热土耳其咖啡。

“我问的只是返回美国。”索尔说。

“我害怕。”娜塔莉说。

索尔点点头。海岸公路上行驶的几辆车虽然开着头灯，却被夕阳的光芒所掩盖。北方数英里外，十字军城的雉堞被染成了红色。卡梅尔山被紫色的浓雾所笼罩。倘若没有在照片上亲眼目睹，她简直不敢相信那紫罗兰一般的颜色是真实的。

“我是说，我也不知道。”娜塔莉继续说，“我会先努力尝试一段时间。在……在所有那些事情发生之前，美国就是个可怕的地方。但那里是我的家。你懂我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