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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城

1980年12月27日，星期六

娜塔莉·普雷斯顿用135毫米镜头的尼康相机记录下这座濒死城市里的颓败与荒唐：石头房子，砖砌房屋，一座建筑风格特意与两边十八世纪建筑相融的银行，摆满破烂的古董店，杂乱的救世军零售店，堆着报废车辆的空地，垃圾遍地的狭窄街巷。娜塔莉在相机中装进黑白Plus-X胶卷，这种胶卷拍出的画面清晰度高，通过漫长的曝光可以将墙上的每一道裂缝缺口都显现出来。但她没有找到梅勒妮·福勒的踪迹。

装上胶卷之后，她鼓起勇气，给点32口径骆玛自动手枪也装上了子弹。现在那把枪就藏在她的大手提包底部，上面盖着硬纸板做的假底子，再上面放着杂物和镜头盖。这座城市在白天就没那么可怕了。前一天晚上，飞机入夜后才降落，她感到迷乱而茫然，听任飞机上坐在她旁边的旅客詹森·鲁哈开车带她来到德国城。他说他顺路。他的灰色奔驰停在可以过夜的停车场里。起初她很高兴自己答应了鲁哈。车开了很久：先下高速公路，经过两层的大桥，进入费城中心区，然后进入一条繁忙的绕城高速，又穿过原来那条河（也许是另一条河），来到德国城大道。那是一条宽敞的砖铺大街，蜿蜒着穿过黑漆漆的贫民区和空荡荡的商店。鲁哈建议她住的旅馆位于德国城中心，车快到的时候，娜塔莉几乎肯定对方将对自己提出性要求。“我能陪你上去待会儿吗？”或者“我想带你参观我家——离这儿不远。”也许是前者。他没有戴结婚戒指，但这无关紧要。娜塔莉唯一确定的是对方会主动示好，而她会笨拙地拒绝。

她错了。他把车停在老旅馆前，帮她卸下行李，祝她好运，然后就开走了。她怀疑他是个同性恋。

娜塔莉在十一点前给查尔斯顿打去电话，在罗布的电话答录机上留下她的酒店电话号码和房间号。她本以为他会在十一点刚过就打来电话，劝她回圣路易斯去，但他没有。娜塔莉略感失望，同时还有点儿莫名的伤心。她强忍着睡意，在十一点半又给查尔斯顿打去电话，然后用罗布借给她的机器听取了留言，但磁带上只有她的两通电话，没有他的留言。她带着困惑和一丝恐惧入睡了。

天亮后就好多了。虽然金特里仍然没有留言，但她给《费城问询报》的编辑打去电话，在报上与她相熟的芝加哥的编辑的名字后，对方向她提供了一些黑帮凶杀案的照片。这个案子的细节还不清楚，但可以明确的是，四个黑帮成员都被斩首了。“灵魂砖厂”的总部设在离布林赫斯特街不远的市政府兴建的社区活动中心，与切尔腾大道上娜塔莉所住的宾馆相距一英里左右。娜塔莉查到社区活动中心的电话号码，打过去，自称是《芝加哥太阳时报》的记者。一个名叫比尔·伍兹的牧师答应三点接受采访，但只给了她十五分钟。

娜塔莉在德国城里逛了一天，沿着令人备感压抑的小街边走边拍照。这里散发着异样的魅力。在切尔腾大道的西边和东边，是过时的复式公寓，里面住的既有黑人也有白人，过着差不多的中产阶级生活。在布林赫斯特街东边，则是一片衰败的景象——黑压压的联排房屋，被遗弃的汽车，眼神空洞而绝望的人们。

不过，太阳好歹是出来了，孩子们跟在她身后嬉戏，哀求她给他们拍照。娜塔莉只好答应。一辆火车呼啸着从头顶驶过，一个女人在半个街区外的门口怒吼起来，孩子们就像被风刮走的树叶一样一哄而散。

上午十点、十二点、下午两点，她分别给查尔斯顿打去电话，但都没有收到罗布的留言。她决定晚上十一点再打一次。该死。

下午三点，她叩响了一座二十年代风格的大房子的门，周围有碎石小路、黑漆漆的公寓楼和工厂院落。环形门廊的栏杆已经损毁。三楼的窗户被钉上了木板，但有人在木板上涂了一层薄薄的廉价黄色油漆。整座房子看上去就像得了黄疸病一样。

比尔·伍兹牧师皮肤白皙，身材矮胖。他同娜塔莉坐在一楼凌乱的办公室里，向她抱怨说，政府的经费根本不够用，管理社区活动中心这种地方简直就是噩梦，青年团体乃至于整个社区都不配合。他没有使用“黑帮”这个词。娜塔莉瞥见走廊里有年轻黑人男性走来走去，听见地下室和二楼传来叫声和笑声。

“我能不能和灵魂砖厂……社团的人谈谈？”她问。

“哦，不行。”伍兹大叫起来，“那些孩子只愿意同电视台的人谈。他们喜欢上电视。”

“他们住在这儿？”娜塔莉问。

“哦，当然没有。他们只是在这儿集会，聊天找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