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者报告（第2/10页）

“新民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替代策略。规模宏大的代表大会（工业、农业、教育和文化各个行业）定期召开来讨论通过领袖关于下一阶段在通往共产主义金光大道上如何发展所做的“宝贵指示”。这样的做法把所有人都卷入了共同的阴谋中，让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要承担一定的罪责。每个官方举动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大谈特谈具有煽动性的可笑的“新民主”，另一方面又穷尽所能地挖掘更新、更高级的方法来误导和压迫民众。不论是在党这一层面还是群众这一层面，欺骗已经成为蔓延全国的疾病，人们通过它得以生存。罪恶感无处不在，但也分为很多层次。有些人自己萌生罪恶感，有些人的罪恶感是被强加的。

为了申请出国，首先要得到工人的许可，也就是说，要得到工友委员会的推荐，而这个委员会做出怎样的反应都是根据安全局官员的指示（几乎所有的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

这个新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权为了寻求一种模棱两可的合法性，将旧式极权主义口号和极端右派口号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富有弹性的语言，形成了一种更符合西方口味的新话语风格。

新一代的统治机关工作人员已经形成气候，这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有的拥有博士文凭，有的还曾留学海外。他们的愤世嫉俗开始产生效果。党成功地用这些特权阶级的“精英分子”“替代”了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越来越孤立，身心疲乏，甚至受到恐吓）。新型知识分子们甚至被允许向社会的负面现象提出“控诉”。各种各样的小说和诗歌得以大量出版，这些虚伪的“毫无掩饰”的控诉得到官方作家的许可，还收获了丰厚的稿费。有了对这些“控诉”的操纵，当权者才可能鼓励“辩证的”、激烈的“辩论”（这就像辩护律师不断重复起诉状里的言辞，企图把语句的意思变得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一样）。

这些“替代”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人们渴望任何一种面包、肉类、书籍、衣服、娱乐或信息，不管它们是好是坏。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有，即使是这些“替代物”也不是想要就有的，这还要取决于统治家庭的心情。

20世纪70年代末，一纸总统法令废除了新闻出版署（审查机关），这是少数几个办事效率较高的机构之一。党深信，在三十多年的极权统治之后，自我审查和相互监督可以成功地取代专职人员。

审查的工作很自然地由“工人们”承担了。在实践中，和从前一样，如果没有得到工人指定代表的同意，讣告或广告也不能刊登。报纸、出版社、杂志和印刷厂要经过“专业的”内部顾问完成审查工作。

但是曾经成功实施了几十年的自我审查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党的期望了。人们对真理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人们的应变手段越发普遍而复杂（不仅仅是坏的方面，有时也有好的方面），让当权者不安的出版物数量在持续增长。

补救措施很快应运而生了。在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及其新成立的阅读服务部的领导下，审查制度通过众多中介措施得到了“加强”。审查制度不断壮大丰富，而对出版物的“清理”开始使用新的更具欺骗性的方法。持怀疑态度的人甚至认为，当权者“废除”审查制度的动机是为了引起强烈的不满，对新“民主”制度不满的作家们会要求（通过“控诉”、请愿和其他民主途径）回到原先有着明确目标和逻辑方法的旧制度。确实，在窘迫经济条件下日益恶化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被反映在愤怒的文字中。

这就是我在写作《黑信封》时罗马尼亚所处的情况。我把托马斯·曼的一句话贴在书桌对面的墙上：“小说因其分析精神、感知力和本质的批判态度，被迫要逃避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诗歌之花却可以在边缘静静地开放，宁静而甜美，置整个世界于不顾。”[4]曼是在纳粹横行的时期写下这些话的，那时纳粹政治家们声称只有散文作家会选择移居他国，诗人不会（诗人是“高尚德国精神”的承载者）。我选择这句话不仅仅是偶然。

我在写作的时候，一直在与周围和内心的困难斗争着。每天我都下定决心不再写作。曼在那些恐怖的黑暗岁月里这样写道：“我的道德心和批判力在不断受着煎熬，我越来越难继续小说创作这一崇高的游戏，除非我‘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让我的心停止忧虑、感悟和痛苦，不再仇恨和鄙视。”[5]我的“游戏”也是在一个恐怖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的，我也强烈地希望摆脱心灵的负担，这样的负担已经让我难以忍受，但是奇怪的是，在对它的抗拒中，竟然也产生了激励我的力量。我还在写作！我的担忧集中在一点上：我的书决不能被统治制度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