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逝的时光(2005—2006)

阿尔瓦的礼物我没有打开。那次见面后,我多年来潜藏心底的希望彻底宣告破灭。我继续用习惯性的冷漠回应着命运。接下来的一段时光就像一团废纸,毫无意义可言。

直到两年半后,我才再次听到她的消息。那会儿,我已经和诺拉在一起了。她是我以前的同事,来自布里斯托,跟我一样很害怕生病。只要电视里一出现关于恶性疾病的报道,我们就抢着换台。对我在寄宿学校里度过青少年时代这件事,她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我第一次见你吃饭时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就在心里想:这家伙不是牢里出来的,就是在寄宿学校待过。”当时,诺拉刚刚回英国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实习。临走前,她不停地暗示我。虽然我不像她爱我那样爱她,但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在公司里,我被擢升为演出部的负责人,经常到欧洲各地出差,观看那些从小样上看起来前途无量的乐队的演出。这是份美差,有些年轻的同事一直对我的升职耿耿于怀。为什么派尤勒斯做这件事情,他们问。在他们看来,我缺少激情,跟不上时代。但我的老板一直很支持我,而我签下的乐队也的确取得了成功。我从不会签那些一看就很有天分的艺术家,因为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我要找寻的是那些想要成功的乐队和歌手。他们至少要拿出比我当年做摄影师时更大的决心。我坚信,人必须逼迫自己,才会有所创造;幻想可以改变,意志却不能转移。真正的天赋在于意志。现在我明白,让我的年轻同事们恼火的正是我的这种理念。

那时,丽兹和托尼已经成了好朋友。姐姐经常和托尼一起逛跳蚤市场,去看他的魔术表演,还让托尼开摩托车载着她同行。但只有一个话题从未被提及。

“你俩之间有什么进展吗?”有一次,我这样问她。

“别胡说八道,托尼太矮了。”

“也就比你矮几厘米嘛,你就对这个耿耿于怀?这也太肤浅了吧?”

姐姐看着我,像是在说你根本就不懂。“没用的,他跟我不合适。”

我知道有一天晚上,丽兹吸了点什么,超出了身体能承受的量。在她的嘴里,这不过是“一段小插曲”。当时她找不到我,绝望之下就给托尼打了电话。托尼很快赶了过来,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一整晚。

“有一次,我对她说,我爱她,一直如此。”托尼后来跟我说,“你姐姐说,她早就知道了。于是我说,我不指望得到任何东西,只是想把话说清楚。”说到这儿,他笑了,“我说,只要以后能让我稍微照料一下她,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知道吗?”托尼盯着我说,“我做到了。当然,能得到更多自然最好,但现在这样也算可以了。”

“过几个月,等她交了新男友,我再把这番话复述给你听听?”

“还是别了吧!”

当时,丽兹已经在一所中学里找到了固定的教师职位。一次吃晚饭时,她跟我说班上有个学生偷偷给她写了好几封情书。“他是班上学习最差的孩子之一,”她说,“写‘感觉’这个词的时候总会落掉一个相同的字母。太可爱了,是吧?”姐姐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个笑容使我想起一个被遗忘多时的场景。

我经常想到阿尔瓦,想到与她在慕尼黑的那次会面。起初,我以为只是我感伤的老毛病又犯了,后来我才发现,一再出现在我脑海里的不是阿尔瓦,而是她提的那个问题:父母双亡后,我们姐弟三人第一次去寄宿学校,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现在,这幅画面就像宝丽莱胶片上的影像一样,从无到有慢慢浮现在我眼前。

二十多年前,在通向过往的时光隧道里,我和哥哥并排坐在车后座。开车的是海伦妮阿姨,丽兹则坐在副驾的位置上。想到即将去寄宿学校生活,一路上我都闷闷不乐。我不停地回忆起父母的葬礼,想着他们的骨灰盒被安放进那两个小洞穴的场景。

车窗外,冬天的大地寸草不生,最后一缕日光渐渐消失在天边。就在这种阴郁的气氛中,姐姐谈论起了我们的新家。

“我敢打赌,那儿肯定要穿校服。”她说,“女生穿衬衫和裙子,男生穿西装打领带。”

“我不喜欢西装,”马蒂搭话说,“也不喜欢领带。”

“那儿的食堂肯定很大,”丽兹接着说,“而且肯定有游泳池。体育场里可以打网球,说不定还能打板球。”

“我不喜欢板球。”这几个星期,马蒂每说两句话,就有一句是以“我不喜欢……”开头的。“你是怎么想到板球的啊!”他质疑道,“这玩意儿只有英国人和印度人还在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