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涌(1980)

七岁那年,我们举家去南法[1]度假。父亲斯特凡纳·莫罗的老家在贝迪拉克,那是蒙彼利埃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一千八百个居民,一家面包房,一间啤酒屋,两座酒庄,一家木工作坊,还有一支足球队,这就是村里的全部。我们要去看望住在那儿的奶奶,她已经有好些年没离开过那儿了。

每次开车出远门,父亲总会叼起烟斗,穿上那件亮棕色的旧皮夹克。大半时间都在打瞌睡的母亲把一盘披头士的磁带放进录音机,转过身来对我说:“给你听,尤勒斯。”

《平装书作家》,这是我当时的最爱。我坐在她身后,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了起来。但音乐很快就被哥哥姐姐的争吵声盖过去了。姐姐拧了哥哥的耳朵一下,马丁——我们平时管他叫“马蒂”——痛得失声大叫,向父母告了状。

“让你打小报告!”丽兹又掐了一把马蒂的耳朵。

他俩争执的声音越来越大,母亲转过身去看了他们一眼。她的目光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杰作,马蒂从中看到了对他被姐姐捉弄的同情,丽兹则从中看到了对她有个爱小题大做的弟弟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母亲的眼神仿佛在暗示,这样的争吵完全没有意义,谁现在最听话,就会在下个加油站得到一个冰激凌作为奖励。于是,他俩很快就住了嘴。

“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开车去奶奶家呢?”马蒂问,“就不能去一次意大利吗?”

“因为就该如此,而且奶奶见到你们来看她,肯定会很高兴。”父亲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的公路,一边用法语说。

“才不是呢,她一点都不喜欢我们。”

“而且她身上有股怪味,”丽兹应和道,“闻起来就像破旧的皮家具。”

“哪里,她闻上去像发霉的地下室。”马蒂纠正道。

“不许这样说奶奶的坏话!”说话间,父亲开车经过了一个环岛。

我望向窗外,百里香和歪脖栎组成的灌木丛在荒地上绵延不绝。南法的空气中天然地有股香味,这儿的景色也比家里绚丽多了。想到这儿,我把手伸进口袋,玩弄起去年剩下的一枚法郎银币。

天色渐晚,我们终于来到了贝迪拉克。事后回想起来,这个地方就像一个成天打盹的老人,虽然有些沉闷,但总体上依然讨人喜欢。同法国南部的许多地方一样,这儿的房子也是用砂岩建造的。简朴的百叶窗和剥蚀的红瓦屋顶正沐浴在夕阳下。

我们的两用车在勒高夫大街尽头的一座房子前停下,车轮压得砾石咔咔作响。房子的外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屋顶有些破损,散发着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息,闻上去满是岁月沧桑的味道。

父亲第一个下车,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向大门。套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那会儿正是属于他的时代。三十来岁的父亲黑发浓密,待人总是彬彬有礼。我常能见到邻居和他的同事们围在他身旁,神情专注地听他说话。奥秘在于他的声音:他嗓音柔和,从不故作深沉,音调不高,重音也只是轻轻带过,却能像隐形的索套一样把听众牢牢拴在自己身旁。作为一名会计,他深得众人喜爱,但他的心里却只有家人。每个星期天,他都会为全家人做饭。他总能腾出时间陪我们,脸上总是洋溢着大男孩般的笑容。直到多年后再看他的照片,我才发现他当时就有些不对劲。他的脸上有一丝痛苦,或许还有一丝恐惧。

奶奶出现在门口。她歪着嘴,几乎不看她的儿子,仿佛是因为什么事情心怀愧意。他俩拥抱了一下。

我们几个坐在车上,望着眼前这一幕。据说,奶奶年轻时是游泳健将,也是村里的红人。这一定是好久之前的事情。她的双手已经使不出什么力气了,脸上也爬满了龟甲般密布的皱纹,孙辈的喧闹声更是让她难以忍受。小孩子都很怕她,也害怕走进这座糊着过时的墙纸、支着铁架子床的破房子。父亲为何每年夏天都要来这儿,绝对是一个谜。“他似乎必须每年回一次那个令他饱受屈辱的地方。”马蒂后来有一次说。

但这儿也有清早的咖啡香,有洒在客厅瓷地砖上的阳光。马蒂和丽兹去厨房取餐具,弄出一阵轻微的碰撞声。父亲认真地读着报纸,母亲则细心规划着当天的行程。之后则是山洞探险、骑自行车和在公园里玩滚球的时间。

八月底,贝迪拉克终于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葡萄酒节。每天晚上都有乐队演奏,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烤肉的味道弥漫在大街小巷。我和哥哥姐姐坐在议事厅高高的台阶上,望着大人们在村里的广场上载歌载舞。我手里拿着父亲交给我的相机。这是一台昂贵而笨重的玛米亚[2]相机,我的任务是用它拍摄节庆场面。我把这当成我的荣幸,因为父亲不会轻易把相机交给旁人。就在他风度翩翩地牵着母亲穿过广场时,我骄傲地按了几下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