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连根砍断

培训中心的课程比威利想象的要丰富和深奥，他沉浸其中，把罗杰的烦恼抛到了脑后。

早上他们上现代建筑技术，混凝土和水灰比、混凝土和受压钢筋等等，这些东西威利并不总能轻易听懂，但越是听不懂，就越能激发他的想象力。比如说，受压钢筋的张力是否会永远持续？讲课的人真的知道吗？受压钢筋或者固定受压钢筋的螺栓可能会在将来某一刻断裂——这种想法是否荒唐？又或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二十一世纪或者二十四五世纪，会出现一种建筑大恐慌，全世界的混凝土和钢结构建筑说不定会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按照它们建成的先后顺序，逐一倒塌。

下午有一门建筑史课。讲课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瘦子，身穿黑色或深色西装，黑色皮鞋，两只大脚摆出一个非常别扭的角度。他的脸光滑白皙，小眼睛不时眨动着，稀疏的黑发在他苍白的额头上划下一条细细的黑线。他讲课的声音不大，有些羞涩，但很坚定。他一张一张展示着照片，回答大家的提问，但又像是心不在焉。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他这样一位博学之士是否有某种小小的不幸？讲课是他唯一的工作吗？他是从外地来的，还是本地人，就住在北边某幢红色的矮房子里——三十年代的某位建筑师或开发商幻想中的标准住宅？

课上涉及的建筑只限于西方世界，即便如此，那位教师还是匆匆忙忙地直奔他的老板感兴趣的那些时期。对于哥特和文艺复兴时期，他以寥寥数语带过，重点则放在了工业时代晚期、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英美两国的建筑艺术。

威利听得入了迷。学习本身总是能令他兴趣盎然，但家乡的教会学校和伦敦的教师进修学院令他深感挫败。这两个地方都没有给他打下牢固的基础，这使他后来试着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地时屡遭失败。但是建筑学所应对的问题很直观且随处可见，他发现自己能够进得去，而且他正在学习的很多东西包含着童话的成分。他现在知道了英国的窗户税，以及大约从法国大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印度反英暴动时期的砖头税。据此推算英国征收砖头税的时间，威利无须老师提示就回想起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往事，印度在英国殖民时期也曾征收过砖头税：很荒唐也不公平，因为征税对象不是烧好的熟砖而是没烧的生砖，不考虑在烧窑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大量损毁。（他记得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砖窑，高耸的烟囱，底部臃肿难看，旁边是长方形的黏土坑和一垛垛烧好的熟砖：也许当时砖窑和烟囱在乡下经常搬迁，哪里有适合烧砖的泥土，就在哪里建起砖厂。）英国的那种红砖房总让威利感到压抑，那么普遍，那么平庸。而现在，他从眼前这位温和而执拗的老师口中得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红砖得以在伦敦广泛使用很有可能就是受了废除砖头税的刺激。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已经相当工业化，能够用机器生产各种各样的砖头，数量惊人。也许，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那些砖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伦敦北部那一望无际的低矮红砖房——从克里考伍德一直延伸到巴内特——的远祖。

威利想：“我这几天学到的东西甚至让我看清楚了这一带的情况。就在几天前我们开车来这里的时候，我还并不真正知道自己都看到了些什么。罗杰说：‘人只能尽力而为。’这话让我失望，但他说得没错。我直到现在才懂得了这种观察和理解的方式，这可真是糟糕，真是叫人伤心。如今我不可能用它来做任何事了。一个年届半百的人不可能重新开始生活了。我听人说过这样的话：在一种经济中，富人和穷人的唯一区别在于，富人赚到钱比穷人早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我想观察方式也是如此。有些人很晚才明白这一点，而那时候他们的生活已经全毁了。我一点儿也没夸张。不过现在我觉得，我在非洲那十八年，我人生中最朝气蓬勃的时候，我几乎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而在树林里的那几年则是既黑暗又混乱。对其他听课的人我也太挑剔了。多么自负，多么愚蠢。我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他没有去想那些南非人、澳大利亚人和埃及人，他们大多四十来岁，天生适合穿西装，位居高层，也许或多或少与彼得属下的某家公司有关系。小学生似的坐在桌前听课，给这些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愉悦。下课后他们很少出现在大休息室里，常常有车子来接他们回伦敦市中心。他想的是那些在他看来和他相似的人。那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大个子黑人或混血儿，好不容易爬了上来，对能在这个跨国公司工作感到欣喜万分；那个干净利落的马来西亚华人，一副商人的模样，米黄色西装，白衬衫，系着领带，坐在休息室里，纤细的双腿优雅地交叉着，看上去沉默寡言，拿定主意听完整个课程也不和任何人搭讪；那个印度次大陆来的人，穿一双可笑的白皮鞋，后来才知道他是巴基斯坦人，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准备在这个培训中心传播伊斯兰信仰，而培训中心信奉的偏偏是另一种教义和荣耀，另一些先知：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先锋建筑师（有些曾大力倡导红砖），常常顶住困难，坚持己见，最终为建筑学的大厦增砖添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