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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从妈妈眼睛里看到星星的人在1998年去世了。爸爸去世之前独自出去了一周，宿营，钓鱼，划船，在沃巴什河边自省。两天后，当他拖着船在河岸边的岩石上走的时候，心脏病发作了，但他却误以为是流感。他撑着回到了家，躺在床上。一天后心脏病再次发作，当晚在医院里心脏病第三次发作。

我赶到医院时，他又梦到自己出门了，梦里他在边疆爬山。我和妈妈一直努力地告诉他我在这儿，可到最后我也不确定他有没有认出我。“我太累了，”他说，“你可以帮我背包吗？就背一小会儿？”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尴尬。

“当然可以，爸爸。”我说，“当然，看，我已经背着了。你让我背多久都可以。”这是他听到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想象着这是电影中病人临终时的场景——干净、古典、深远、沉重。但事实上，他又活了一天。这里一点都不干净，到处都是血、屎和黏液。还有长达几小时的痛苦的呻吟和喘息。医生和护士随时会冲进来，我和妈妈一会儿可以进入房间，一会儿又被赶出来。

我记得等候室里有一个鱼缸。我记得我看到鱼的心，它们的鱼鳞是玻璃色的。我记得旁边有一只蜗牛在艰难地移动，它脚上的毛孔不停地收缩扩张着。医生出来了，妈妈站起来，“恐怕这次我们要失去他了。”他说，说的好像还有下次似的。

下次，我一定会处理好我和爸爸的关系。

下次，我也会因为费恩的离开而怪妈妈。这次费恩走后，妈妈彻底垮了，所以我没有怪她。但下次我绝对不会把错误全推到爸爸一个人身上。

下次，我也会承担起我的那一份责任。下次我会绝口不提费恩，但会谈论洛厄尔。我会告诉爸爸妈妈洛厄尔没有去练篮球。这样他们就可以跟洛厄尔交谈，洛厄尔就不会离开了。

我一直计划着有一天原谅爸爸。爸爸为此失去了很多，可他并没有失去我。但我并没有告诉他这些，这让我很心痛，也让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很感谢爸爸临终前对我的最后一次请求。他能让我帮他分担一点负担。不管这是不是他想象出来的，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爸爸去世时五十八岁。医生告诉我们，由于酗酒和糖尿病，他的身体情况要比实际年龄糟糕得多。“他的生活压力很大吗？”医生问我们。但妈妈反问：“谁的生活压力不大呢？”

我们把他的遗体留在那里做进一步的科学分析。之后我们上了车。“我想洛厄尔。”妈妈说完后就瘫在方向盘上了，呼吸十分困难，就像她随时可能跟爸爸一起离开一样。

我们两个换了位置，我来开车。我拐了好几个弯才意识到我不是在朝我们现在住的样板房开，而是朝着大学的坡顶小楼房，那个我长大的地方。等我发现的时候我们都快到那里了。

《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关于爸爸的充满敬意的长讣告，爸爸要是知道的话肯定很高兴。当然，里面提到了费恩，但只是把费恩当成实验对象，而不是“幸存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看到费恩的名字，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惊，就像在飞机上遇到了气穴一样。那个猴子女孩还是害怕被曝光，但这看起来像是全球性曝光。

不过那时我已经在斯坦福了。我不认识太多人，也没人跟我提过这个。

发出讣告之后的几天，我们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是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一座四十二层的建筑，尖顶，白窗。“今天我算是见识了美国。”明信片上写着。收信人是我和妈妈。没有寄信人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