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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很感动，但我最不想要的就是妈妈的日记。既然你已经把过去的一切都记下来了，而且清楚地知道哪件事在哪一页上，那么从来不讨论过去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妈妈的日记本很大，和速写本一样大，但比速写本厚得多，一共有两本，用圣诞节的绿色丝带绑在了一起。我不得不把我的旅行箱清空，把日记本放进去重新打包，然后坐在箱子上又把拉链拉了起来。

也许是在芝加哥转机时，我把箱子丢了。等我抵达萨克拉门托后，先是在行李传送带前等了一个小时，又花了一个小时跟一些头脑清醒却态度恶劣的人理论。最后我一无所获，搭最后一班公交车回了戴维斯。

我感到很愧疚，拿到那些日记不到一天就丢了。也许我犯的唯一错误就是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我应该再也见不到那两本日记本了。我很庆幸没把课本一起托运。

现在我最大的感触是我快累瘫了。一踏出电梯门，我就听到琼安·奥斯朋的《我们中的一个》。越靠近我的房间，音乐声就越大。这让我很吃惊，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以为托德（我舍友）星期天才回来；二是我觉得托德的品位比较独特，不喜欢那首歌。

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想跟他聊天。上次他去看他爸爸的时候，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聊到了方方面面——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梦想、他们现在的处境。他们聊得十分尽兴，互相道过晚安后，托德又想去跟爸爸说他觉得他们现在已经心贴心了。可他却在走廊上听到爸爸跟他的新妻子说：“老天，那个傻帽，我一直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所以托德要是提前回来，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打开门，我却发现哈露正坐在我的睡椅上。她身上盖着我的披风，那是我起疹子的时候奶奶弗雷德里卡给我织的。她还在喝我的无糖汽水。一看到我她就跳了起来，把音乐声关小，她黑色的头发上还插着一根铅笔。估计我把她吓了一跳。

念幼儿园时，在一次家长会上，老师说我的手总是不安分，教育我要管住我的手。我记得她的这句话让我很难堪。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不能用手碰别人，我一直以为人和人是可以随意碰触的。所以我一直在犯这样的错误。

现在我需要有人告诉我，你回家后看到家里有一个你几乎不认识的人，你的反应是什么。当时我特别累，特别惊讶，只是打了个哈欠，好像一条金鱼。

“吓死我了！”哈露说。

我像傻子一样又打了好几个哈欠。

过了一会儿，她说：“天哪，你不介意吧？”好像她才意识到我可能会介意一样。她脸上露出一副真挚又悔恨的表情，加快了说话的速度：“雷哲把我赶出来了。他觉得我既没钱又没地方可去，以为我在外面瞎逛几个小时后就会乖乖回去求他。该死的，他真是把我惹毛了。”这是在跟姐妹诉说自己的委屈吗？“所以我就到这里来了。我以为你明天才回来。”这是在解释原因？她倒是十分沉着。“我看得出你很累。”对我表示同情？“我马上就走。”向我做出承诺？

她观察我的反应，可我却没有任何反应。我只是觉得很累很累，累到了骨髓里，累到了每一根头发丝里。

也许是出于好奇，只是一点点好奇，我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

“从你在警局留下的报告里知道的。”

“怎么进来的？”

她把插在头发里的铅笔拿出来，头发如丝般落到了肩膀上。“我讨好了一下公寓管理员，还给他讲了一个悲伤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人不值得信任。”听起来她倒是十分关心我。

我睡着的时候肯定是被什么气到了，因为我醒来的时候就气呼呼的。我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是航空公司打来的，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我的行李箱，下午就给我送过来，最后他们竟然还说期待下次继续为我服务。

我想上个厕所，可厕所堵住了。我试着通了几次，一点儿用都没有。然后我就给公寓管理员打电话，让他过来处理我拉的屎还挺尴尬的，幸好就只有厕所坏了。

虽然我很不好意思，但看上去很兴奋。他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袖子卷起来露出了上臂，像舞剑一样挥舞着手上的马桶刷。很明显他也在找哈露，但这里这么小，除非她走了，不然不可能看不到她。“你朋友呢？”他问。他叫以斯拉·梅茨格，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从他的名字就能看出当初他父母对他寄予厚望。

“跟男朋友回家了。”我直接这么说了，没心思照顾他的心情。反正我之前对以斯拉很好。有一次，两个神秘的男人敲我的门向我询问关于以斯拉的信息。他们说以斯拉申请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我大吃一惊，这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可当时我仍然给出了我能想到的最好评价。“除非他想让我们看到，否则我们绝对看不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