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战争的那几年全都模糊了，斯通纳简直就像穿过一场无比猛烈、几乎无法忍受的暴风雨般走过这几年，他垂着脑袋，下巴紧锁，脑子里只想着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然而，即便他拿出全部坚强的忍耐力和坚韧不拔的行动，度过几天、几星期，自己仍然是一个严重分裂的人。他的一部分在对每天浪费的本能恐惧中，以及毁灭和不可阻挡地袭击头脑和心灵的死亡的泛滥中畏缩着。他再次看到教员队伍消耗殆尽，看到教室空空荡荡，没有了年轻人，看到各种焦虑不安的表情，出现在行动仍然滞后的人的脸上，从这些表情中看到心灵在慢慢死亡，看到情感与牵挂的痛苦损耗。

然而，斯通纳的另外一部分被剧烈地拽向那场他畏缩的大屠杀。他发现内心有种自己以前还不知道的施暴能力：他渴望介入，他想品尝死亡的滋味，毁灭的苦涩快感，流血的感觉。他既感觉可耻，又感觉自豪。在这之上则是苦涩的失望，对自己，对这个时代和让他变得如此的环境。

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死者的名字在他面前滚滚而来。有时，它们仅仅是些名字，在他的记忆中好像来自遥远的过去；有时他会想起一张脸与某个名字相配；有时他会想起一个声音，一句话。

经历过这一切后，他继续教书、研究，虽然有时感觉徒劳地弓起脊背顶着逼迫而来的暴风雨，无用地像杯子般圈住手，保护着自己最后一根可怜的火柴发出的昏暗的光。

格蕾斯偶尔回趟哥伦比亚看看父母。她第一次带着儿子过来时，孩子已经快一岁了，可是小孩的存在却隐隐约约让伊迪丝有些烦躁，从那以后，她每次来就把孩子留在圣路易斯交给爷爷奶奶管着。斯通纳倒是很想多见见外孙，但他从没提过这个愿望。他开始意识到，格蕾斯离开哥伦比亚——也许甚至包括她怀孕——其实是想逃离一座监狱，她现在是出于难以抹去的仁慈和温柔的善心才回来看看。

虽然伊迪丝没有怀疑，或者不愿意承认这点，斯通纳知道，格蕾斯开始贪杯喝酒了。他是在战争结束的那年夏天第一次知道的。格蕾斯过来看望他们几天，她好像显得格外憔悴。眼睛有了黑影，脸绷得紧紧的，很苍白。一天晚饭后，伊迪丝早早上了床，格蕾斯和斯通纳坐在厨房里喝着咖啡。斯通纳试图跟女儿谈谈，可是她却烦躁不安、心神不宁。他们默默无语坐了很长时间，最后格蕾斯关切地看着他，耸了下肩膀，忽然叹了口气。

“你瞧，”她说，“你在家里放着什么酒吗？”

“没有，”斯通纳说，“我想没有吧。橱柜里也许有瓶雪利酒，可是——”

“我太想喝上一杯了。我给商店打电话，让他们送瓶过来，你介意吗？”

“当然不，”斯通纳说，“只是你妈妈和我通常都不——”

但是格蕾斯已起身走进起居室。她翻了遍电话本，焦急地拨起来。她再次回到厨房后，绕过桌边来到橱柜前，取出半瓶雪利。她从碗柜里拿出一只杯子，满到淡红色的葡萄酒差不多上了杯子边沿。她站着一饮而尽，然后抹了把嘴唇，轻轻地打了个寒战。“已经酸了，”她说，“我讨厌雪利酒。”

她拿着瓶子和杯子回到桌边坐下，把这两样东西恰到好处地放在自己前面。她倒了半杯，带着一种怪怪的微笑看着父亲。

“我喝得有点多了，”她说，“可怜的爸爸，你不知道这个吧？”

“不知道。”他说。

“每星期我都告诫自己，下个星期绝对不能喝这么多。可总是还要喝得更多。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开心吗？”斯通纳问。

“不是，”她说，“我觉得自己挺开心的。或者差不多是开心的吧。不是这个原因。是——”她没有把话说完。

等她喝完最后一点雪利时，商店配送的伙计拿着她要的威士忌来了。她把酒瓶带到厨房，手法老练地打开瓶子，把一小部分烈酒倒进雪利酒杯中。

他们坐到很晚，直到第一缕灰白的光线爬到窗户上。格蕾斯持续不断小口小口抿着喝。夜色越来越稀薄，她脸上的皱纹也舒展了，显得越来越镇定，更加年轻。两个人聊着，好像好多年不曾聊过般。

“我想，”她说，“我想我是故意怀孕的，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我想我甚至都不知道多么想，多么想离开这里。我很清楚，可以不怀孕，除非我愿意，只有天知道。所有那些高中时的男孩，还有——”她冲着父亲不自然地笑了，“你和妈妈，你们不知道，对吧？”

“我想不知道。”斯通纳说。

“妈妈想让我处处受欢迎，而且——唉，我是很受欢迎，没错。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什么都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