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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要成为一个像样的男人，

目前我这样的男人别再生存！

——丁尼生《莫德》，1855

在给这部小说安排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传统结局之后，我最好再做一个解释： 我在最后面的两章所描写的一切的确都发生过，但是发生的方式未必和你想象的一致。

我以前曾经说过，虽然我们当中写诗的人并不多，但我们都是诗人。我们同时又都是小说家，因为我们习惯于用小说来描绘自己的未来，但是今天我们可能更倾向于用电影来表现自己了。我们把对未来的各种假设放在头脑里过电影： 我们会如何行事，我们的命运将会如何，等等。待到真正的未来变成了现在的时候，这些小说或电影中的假设对我们的实际行为所产生的作用，往往大大超出我们通常的估计。

查尔斯也不例外。你在前面读到的最后几页并非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是他从伦敦前往埃克塞特途中几个小时里想象可能发生的情景。可以肯定，他的想象不像我运用的叙事手法那样详尽和连贯。我可以保证，他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去详尽地追踪波尔坦尼太太死后的经历。但是他一定希望她去见阎王，这样结局也就差不多一样了。

尤其是，他觉得自己的故事已经快要结尾了，而他并不喜欢这个结尾。如果你在前面的最后两章中注意到故事发展情节中的唐突，缺乏协调一致，有悖于查尔斯更深层次的行为发展可能性，以及他的寿命几乎达到一又四分之一世纪这一细小事实，如果你疑心作者的写作活力行将枯竭（这在文学创作上并非罕见），于是当他觉得自己的创作还处于领先状态的时候便随心所欲地中止了与其他作家的比赛，请不要责怪我，因为所有这些感觉，或者对这些感觉的思考，在查尔斯自己的头脑里全都有。他似乎认为，这本写他的事情的书将以一个显然是很糟糕的结尾而告终。

本书中的“我”，那个以巧妙的虚伪理由让萨拉湮没无闻的“我”，并不是我自己。它只是某种对事物极为冷淡的态度的拟人化——它怀着太强烈的敌意，查尔斯不可能把它当作“上帝”——它把它的恶毒的惯性力量放在天平上欧内斯蒂娜这一边，那就像是一个不容改变的前行方向，一成不变，好比载着查尔斯的火车始终是向前的。

我说，查尔斯那天在伦敦的越轨行为之后决定和欧内斯蒂娜结婚，我并没有骗你。那是他的正式决定，就像他曾正式决定（用反应这个词更加确切）担任圣职一样。我骗你的，在于分析那封只有三个词的信继续对他产生的影响。实际上，那封信让他备受折磨、六神无主、心乱如麻。他越想它，那封只寄地址——没有任何别的内容——的信就越像是萨拉写的。这和她的其他一切行为完全合拍，只能用矛盾修辞法来形容： 既勾引又退缩，既微妙又简单，既骄傲又乞求，既辩护又指控。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喜欢长篇大论的时代，不习惯于隐晦。

但是查尔斯面对这封信首先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他一方面讨厌必须做出选择，另一方面又为抉择时刻的来临而激动不已。知道这一点，我们大体上也就了解他西行时的心态了。他并不了解存在主义的那一套术语，但是他的感觉的确是因自由而焦虑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说既意识到自己享有自由，同时又意识到享有自由是一种恐怖的状态。

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把萨姆从他假想的未来中踢出来，让他回到埃克塞特的现实中来。火车一停下来，他立即来到主人的车厢。

“在这里过夜吗，先生？”

查尔斯必须做出决定，他望着萨姆，又看了看他头顶的满天阴云。

“我看天快下雨了，我们就在希普旅馆住下吧。”

萨姆猜对了，赢了自己一千英镑。他和主人一起在车站外面站了几分钟，监督工人把查尔斯的行李装到胶轮马车顶上。查尔斯现出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手提箱也终于捆好了。大家都在恭候他。

“坐这该死的火车真累人，萨姆，我要活动一下腿脚，你就跟行李走吧。”

萨姆的心一沉。

“查尔斯先生，那里雨云密布，随时可能下雨，要是换成我，我就不去。”

“下点雨无妨。”

萨姆忍气吞声点头称是。

“是，查尔斯先生。要不要为你订晚餐？”

“要……我看……等我回旅馆再说吧。我可能去大教堂参加晚祷。”

查尔斯开始上山坡，朝着城里的方向走去。萨姆看着他逐渐远去，心里很不高兴。他转身问车夫。

“嗯，你听说有个恩迪科特家庭旅馆吗？”

“知道。”

“你知道在哪里吗？”

“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