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真相大白（第6/8页）

就在他怒气冲冲地做着这些傻事的同时，裂缝不断地扩展着。疾病一步步啃噬他的骨头，而仇恨却把他身上其他部分吞噬掉。不过，他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才去世。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三这天——就在圣诞节！——“母亲大人”一觉醒来，发现丈夫没了踪影。她走到家里的院子里，天刚刚现出鱼肚白，一群鹅嘎声叫着。她叫来了仆人，仆人告诉她大夫先生坐了人力车到火车站去了。等她赶到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就这样，我外公出于一阵秘密的冲动，开始了他最后一段旅程，因此他可以在他的（还有我的）故事开始的地方来结束它，这就是一个群山环绕的湖畔城市。

整个山谷覆盖着薄薄的冰层，山峰紧紧环绕在这个湖畔城市周围，就像是气势汹汹地咆哮的锯齿……斯利那加的冬天，克什米尔的冬天。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五那天，人们在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附近看到一个身穿长袍、流着口水的人，外表与我外公完全吻合。在星期六早上四点三刻，哈吉·穆罕默德·卡里尔·甘奈发现，清真寺内室珍藏的山谷里最宝贵的圣物，即先知穆罕默德的圣发被人偷走掉了。

是不是他偷的呢？假如是他偷的，那么他怎么没有走进清真寺，手持手杖，像他通常做的那样攻击那些忠实的信徒呢？假如不是他，那又是为什么呢？谣言满天飞，有人说中央政府阴谋“挫败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士气”，派人偷走了他们的圣发。又有人反驳说是巴基斯坦派来的密探偷走了这件圣物，以挑起动乱……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这桩怪事究竟是一场政治事件呢，还是一位失去了儿子的父亲临终前第二次对主发动的报复行为呢？整整十天里面，所有的穆斯林家庭里都没人煮饭。出现了骚乱，有人焚烧汽车。不过我外公这会儿已经不问政治了，据说所有那些活动他概不参加。他心里只怀着一项使命，人们知道的是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也是星期三，恰好离开阿格拉一个礼拜），他朝一座山转过脸去，穆斯林错误地将那座山称为所罗门的座位，在山顶上竖着一根电台天线，还有那座形状像黑色气泡的商羯罗查尔雅神庙。我外公不顾城里人闹得翻天覆地，朝山上爬去，内部分崩离析的毛病不紧不慌地啃噬着他的骨头。人们没有认出他来。

从海德堡回国的阿达姆·阿齐兹大夫死后五天，政府宣布，对先知头上那根头发的大规模搜寻工作大功告成了。在本邦德行最高的神职人员聚集在一起检查那根头发的真伪时，我外公已经无法把真相告诉他们了。（假如他们搞错了……但我也没法回答我提的这个问题。）为了这一罪行被捕（后来又以身体有病而获释）的是个名叫阿布杜尔·拉希姆·邦德的人。但假如我外公没有死的话，他也许能够对这一事件做出一些更为奇怪的解释来……在一月一日中午，阿达姆·阿齐兹来到了商羯罗查尔雅神庙外面。人们看见他举起手杖，在庙里面，正在湿婆林伽前面做礼拜的女人们纷纷往后退缩——就像当年在一个整天迷恋四脚混凝土块的怒气冲冲的大夫面前退缩一样。接着骨头上的裂缝绽开了，随着骨头裂成碎片，他的腿再也支撑不住，他摔倒在地，这一来他的整个骨架摔得粉碎，再也无法修复。人们从他长袍口袋里面的几份材料上确定了他的身份，这其中有他儿子的照片，给妻子的信写了一半（地址幸而没有写错）。尸体太容易损坏，没法运出去，只好被埋葬在他出生的山谷里面。

我在观察着博多，她的肌肉开始心烦意乱地抽动起来。“想一想这件事吧，”我说，“难道发生在我外公身上的事有这么奇怪吗？把它同圣发失窃那件事所引起的轰动比较一下吧，因为有关那件事的所有细节完全实有其事。与之相比，一个老头的死去肯定是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博多放松下来，她的肌肉活动说明我可以继续说下去。因为我在阿达姆·阿齐兹身上讲得太多了，也许我有些害怕下面要讲的事情了，但真相是掩盖不住的。

还有一桩事实，在我外公死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也病倒了，并且从此没能恢复过来。这场重病最后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夺去了他的生命。

假使我没有想要逞英雄，扎加罗先生也就不会拔掉我的头发。要是我的头发没有被拔掉一块，格兰迪·凯斯和胖墩佩斯也就不会来取笑我；玛莎·米奥维克也就不会激我轧断手指。从我手指里流出了既非A型又非O型的鲜血，这使我被赶出了家门；正是在流放期间我充满了复仇的欲望，最后造成了霍米·卡特拉克的被杀；要是霍米没有死，也许我舅舅不至于会在海上吹来的微风中从屋顶上跨出去；这一来我外公也就不会去克什米尔，并且不会因为登上商羯罗查尔雅山耗去太多的力气，最后折断了骨头。我外公是我家的奠基人，由于我出生的时辰，我的命运同我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国家的缔造者是尼赫鲁。尼赫鲁去世了，他的去世完全得怪我，对这一结论我能够否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