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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候开始，我在沙滩上胡思乱想。我想，莉拉非常精明地把她的情感和情绪隐藏起来。我想发现事情的真相，她正好相反，她把自己隐藏起来。我越想把她拉出来，让她也产生搞清事实真相的愿望，她就越躲藏在阴影里。她就像一轮满月，隐藏在一片树林后面，树枝挡住了她的脸。

九月初，我回到了佛罗伦萨，但我的那些想法还没散去，反倒更加强烈了，跟彼得罗说了也没用。我和几个孩子回家了，这让他很不高兴，他那本书已经晚了，而且那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这让他更加焦躁。有一天晚上，在饭桌上，黛黛和詹纳罗不知道为什么吵架了，詹纳罗忽然站起来，从厨房里出去了，狠狠地摔了一下门，门上的毛玻璃碎了一地。我给莉拉打了电话，我开门见山地说，她要马上过来，把孩子接走，他儿子已经和我生活了一个半月了。

“你不能让他待到月底吗？”

“不行。”

“这里情况很糟糕。”

“这里也一样。”

恩佐是大晚上从那不勒斯出发的，早上到我这里。彼得罗已经上班去了，我已经准备好了詹纳罗的行李。我跟恩佐说，几个孩子的关系很糟糕，已经让人无法忍受了。我很遗憾，但三个孩子在一起，实在太多了，让人受不了。他说他理解，他感谢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最后嘟囔了一句，就像是在解释：你知道莉娜的。我没有接茬，一方面是因为黛黛在抽泣，她为詹纳罗的离开感到绝望；另一个原因是，假如我接茬了，我会说，莉娜的脾气是够呛。我知道自己会为此后悔的。

我有一些想法，我自己都不想说出来，我害怕我说的话，其实就是事实。我没办法把那些话从脑子里抹去，我感觉，这些话在我脑子里已经逐渐成形，我被迷住了。我感到害怕，但还会不由自主地想着那些事儿。在那些貌似不相干的事之间，我会找到一些联系和规律，这方面的思考常常会我情不自已。我把吉诺和布鲁诺·索卡沃的暴死联系在一起（工厂的门卫菲利普捡了一条命）。我最后想到，这两件事情都引向了帕斯卡莱，也许还有娜迪雅，这些推测让我陷于激动不安之中。我想给卡门打电话，我想问她有没有她哥哥的消息，但后来我改变了注意，我很担心她的电话受到了监控。恩佐来接詹纳罗时，我想：我现在和他讲讲，我看看他是什么反应。但在面对他时，我还是沉默不语，我担心自己说太多，担心说漏嘴，说出帕斯卡莱和娜迪雅的名字。莉拉还是老样子：莉拉只做不说；莉拉彻底汲取了我们城区的文化，根本不会考虑国家、警察和法律这些问题，她相信只有裁皮刀可以解决问题；莉拉懂得不平等的可怕；莉拉参加法院路上的聚会，她当时在革命理论和方法里，找到了如何运用自己过于活跃的大脑的方法；莉拉把她的新仇旧恨，都变成了政治目标；莉拉推动人们去行动，就像他们是小说中的人物；莉拉在过去和现在，都把我们所经历的贫穷、遭受的欺压，和针对法西斯、工厂老板和资本的武装斗争联系在一起了。现在，我第一次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我承认在九月的那些天，我怀疑的不仅仅是帕斯卡莱——他一直都有拿起武器的冲动——不仅仅是娜迪雅，我怀疑是莉拉自己制造的这些血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我做饭时，当我照顾我的女儿时，我似乎能看见她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向吉诺开枪，向菲利普开枪，向布鲁诺·索卡沃开枪。假如我无法想象帕斯卡莱和娜迪雅的具体动作——我觉得帕斯卡莱是个好孩子，有点爱吹牛，打架比较狠，但是他不会杀人；我也觉得，娜迪雅是一个出生在好人家的小姑娘，她顶多会骂别人几句——但是，我从来都不怀疑莉拉。她能想出一些非常有效的方案，会把风险减少到最小，她会控制住自己的恐惧，会赋予谋杀一种非常抽象的纯洁。她知道怎么把人的肉身变成尸体和鲜血，她不会有任何顾忌，也不会有任何懊悔，她杀人，并且会觉得自己做得对。

她好像就在我眼前，非常清楚，她，还有影子一样的帕斯卡莱和娜迪雅，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人。他们坐着车子，经过小广场，在药铺的前面放慢了车速，他们朝着吉诺射击，朝着他穿着白大褂的身体射击。要么是，他们经过那条尘土飞扬、路边堆满了各种垃圾的小路，来到索卡沃的工厂，帕斯卡莱穿过栅栏门，朝着门卫菲利普的腿射击，门卫睁着恐惧的眼睛在大声叫喊，岗亭里的血流得到处都是。莉拉对那儿非常熟悉，她穿过院子，来到工厂里，走上楼梯，闯入了布鲁诺的办公室，当他正愉快地和她打招呼：“嗨，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她三枪打中了他的胸口，一枪打中了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