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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那几天里，我避免把詹纳罗带到公共电话那里，我担心他会跟莉拉说，他在这里过得不好，甚至会跟她提到那件事情。这种担忧让我很心烦。我为什么要担忧呢？我要让一切褪色，成为过去。我对两个孩子的监管也慢慢放松了，我也没办法一直盯着他们。我精心地照顾着艾尔莎，我随他们去。只有在他们冻得嘴唇发紫，手指已经起皱，但还不想从水里出来时，我会在海岸上喊他们，拿着干毛巾，迎接他们从水里出来。

八月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回家，买东西，准备去海边的包，去海滩，回到家里，吃晚饭，吃冰淇淋，打电话。我和其他那些孩子的母亲聊天，她们都比我年龄大，她们赞扬我的几个孩子，还有我的耐心，这让我很高兴。她们会和我谈到他们的丈夫，他们的工作。我也会谈到我的丈夫。我说，他是大学的拉丁语教授。在周末时，彼得罗会来这里，就像很多年前在伊斯基亚，周末的时候斯特凡诺和里诺也会出现一样。认识我的那些女人，会投来充满敬意的目光，好像因为他的教授身份，她们也会欣赏他头上那撮乱哄哄的头发。他和两个女儿还有詹纳罗一起下水游泳，他会假装让他们做一些非常危险的游戏，四个人玩得都非常开心，然后，他会待在太阳伞下面学习，时不时会抱怨他睡得很少，或者他常常忘记吃镇静剂。当孩子们睡着的时候，为了避免床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在厨房里，他会站着要我。我觉得，婚姻和人们想的不一样，它像一个机构，剥夺了性交的所有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