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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胃里一阵绞痛。她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她不希望我幸福吗？或者她一直都没有好起来，是她的心脏病一直在增强她邪恶的一面？我想说一些难听话，但我没法说出口。而她就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已经伤害到我了，就好像她觉得自己有权利伤害我。接着她用一种友好的语气，跟我讲她的事情，她已经和她哥哥、母亲甚至是父亲和好了。她和米凯莱·索拉拉因为鞋子的牌子，还有他应付给里诺的钱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她还和斯特凡诺进行交涉，希望从经济角度，他能做詹纳罗的父亲，而不只是给玛丽亚当父亲。无论是针对她哥哥里诺，还是针对索拉拉兄弟和斯特凡诺，她都说了一些非常恼怒的话，有时候很粗俗。最后她问我，就好像真的迫切需要我的看法：“我做得对吗？”我没回答她。我得了一个奖，她只记得我说的关于宇航员的话。也许是为了刺激她，我问，她还有没有那种脑子连不上线的感觉。她说没有，她重复了好几次，说自己很好，只是有时候，我用眼睛余光看到，有人从家具里出来。她说这些话时，还带着一种自嘲的笑。后来她问我，怀孕怎么样了？很好，非常好，我说，我从来都没这么好过。

那几个月，我经常出行，我经常受到邀请，不仅仅是因为那本书，也因为我写的一些文章。为了写这些文章，有时候我不得不出去，近距离接触罢工的新形式，还有老板们的反应。我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做这些事让我很高兴，我感觉自己在桀骜不驯、充满力量地进行反抗，我柔顺的外表是一种乔装。实际上，因为这个缘故，我混迹在工厂门口的人群里，我和男女工人，还有工会的人谈话，我在警察中间游走，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农业银行被炸时，我当时在米兰的出版社里，但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我没有不祥的预兆。我觉得，我是那种无法抵挡的力量中的一股，我感觉自己坚不可摧，没人能伤害到我，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俩是一体的，是一种持久的存在，我是抛头露面的，他（或者她——彼得罗希望那是一个男孩）到现在还看不到。剩下的就是一溜风、一阵阵声音和影像，无论是好是坏，都构成了我工作的材料，这些东西要么随风而逝，要么就成为我写作的材料，通过神奇的语言，变成一个故事、一篇文章或者一段公众演讲，我根本就不在乎我说的、我写的符不符合社会规范，或者说艾罗塔一家、出版社、尼诺喜不喜欢这些，尼诺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写的这些东西，帕斯卡莱、娜迪雅和莉拉也一定会看到，为什么不呢？他们一定会想着：看吧，我们曾经对莱农不公正，她一直站在我们这边，你看看她写得这些东西。

我怀孕的那个阶段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让我惊异的是，怀孕之后，我更渴望做爱了。是我在激发彼得罗的兴致，我拥抱他，吻他，尽管他对于接吻没什么兴趣，想马上进入主题，用他那种长时间的、疼痛的方式折磨我，然后他会起身，一直工作到很晚。我睡一两个小时之后会醒来，我在床上找不见他，就会打开灯读书，一直到疲倦为止。这时候，我会去他的房间，让他来上床睡觉，他会听我的话，但一大早就会起来，就好像他很畏惧睡眠，而我却睡到中午。

只有一件事情让我很不安。那时候，我已经怀孕到了第七个月了，我的肚子很大、很沉重。我在新比隆的栅栏门那儿，当时发生了冲突，我赶紧逃走了。也许是因为我做了一个不该做的动作，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感觉右边的臀部一阵剧痛，一直延续到整条腿，就好像一根热的铁棍。我一瘸一拐回到家里，躺到了床上，慢慢等着剧痛过去了。但那种疼痛时不时会再出现，就是大腿和腹沟那里疼。我慢慢习惯了这种疼痛，尝试变换不同的姿势待着来缓解那种疼痛，但当我察觉到，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我感到很害怕。我去了那个给我定期检查的大夫那里。他让我放心，他说一切都正常，我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重，这引起了我的坐骨神经痛。为什么您要那么担心呢？他很温和地问，您一直都是一个开朗的人。我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担忧。我说谎了，实际上我心里很清楚，我很担心我母亲的脚步在我的身上得到印证，我会像她那样一瘸一拐的。

妇科医生对我说了一番安慰的话，我平静下来了，我的疼痛又持续了一阵子，最后消失了。彼得罗禁止我做其他疯狂的事情，他不让我跑来跑去的。我听他的，在怀孕的最后阶段，我一直在家里看书，几乎什么都没写。

我们的女儿是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二日早上五点半出生的。我们叫她阿黛尔，尽管我婆婆一直在说：“可怜的孩子，阿黛尔是一个很糟糕的名字，你们还是给她另取个名字吧，什么名字都比这个好。”在经历了剧烈的阵痛之后，我生下了这个孩子，但疼痛时间不是很长。当孩子生出来之后，我看着她漆黑的头发，发紫的小身体在扭动着，哭得很有力气，我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愉悦，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感受过类似的愉悦。我们没给孩子举行洗礼，我母亲在电话里说了很多难听话，她发誓说，她不会来看这个孩子。我想，她会平静下来的，我忽然伤心起来了，假如她不来，那是她的损失。我一能起身就打电话给莉拉，我要尽快告诉她，我已经生产了，我不希望她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