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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发烧,她吃了一些阿司匹林,依然去上班了。天还没有大亮,有一道微弱的蓝光,勾勒出周围低矮的建筑,还有长在泥潭里的草和路边的垃圾。她刚走到那段通往工厂的土路上,当她绕过那些积水潭时,她发现这次有四个学生在那里,其中两个她前一天看到了,第三个也和他们年纪相仿,还有一个二十岁上下,非常粗壮,绝对超重了的学生。他们在工厂的围墙上张贴一些标语,呼吁工人参与战斗,他们也分发写着同样内容的传单。假如前一天,那些男女工人出于好奇或者礼貌会接过宣传册,但现在大部分工人都是低着头匆匆走过,即便接过了传单,也会马上揉成一团扔掉。

莉拉一看到那些学生已经出现在那儿,开展政治工作比她上班还要准时,这让她很烦。这种情绪后来演变成了一种敌意,前一天出现的其中一个男孩认出她,手里拿着一大沓传单,很热情地向她跑了过来问:

“同志,一切都好吧?”

莉拉没有看他,她喉咙生疼,太阳穴在跳。那个男孩跟在她后面,有些迟疑地说:

“我是达里奥,可能你不记得了,我们在法院路上见过。”

“我知道你是谁!”她忽然爆发了,说,“但我不想和你,还有你的那些朋友有任何关联。”

达里奥说不出话来,他放慢了脚步,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你不想要传单吗?”

莉拉没有回答,因为她不想再说什么难听话。她脑子里一直想着那个男孩不知所措的脸,这种表情就好像在说:他觉得自己是对的,但无法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不认同他的观点。她想,她也许应该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开会时,她会说那些话;那些话后来出现在这些宣传册上,为什么这让她觉得难以忍受;为什么她觉得那四个学生的行为是愚蠢的,是白费工夫。他们本应该还在床上,或者是马上要进教室上课,但他们却冒着严寒,在这里分发着这些写满字的传单,而这工厂的工人认字都很困难,而且他们也没必要费力去读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了解这里的情况,这是他们每天都面对的现实,他们还能讲述一些更糟糕的,更加难以启齿的,别人没有说过、写过和读过的事情,揭示他们被剥削的处境背后的真实原因。但她在发烧,她对这一切感到厌倦,她懒得说这些。等她走到工厂门口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门卫在对着那个年龄最大、肥胖的男孩破口大骂,用的是方言,他说:“你丫跨过这条线试试,这样你就是不经允许,进入到私人领地,看我敢不敢开枪。”那个学生也非常激动,他笑着回答说——是那种很大声的嘲笑——他一边笑,一边骂,他用意大利语大声喊道:你这个看门狗,你开枪啊,让我见识见识,你怎么开枪,这不是私人领地,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属于人民。莉拉经过他们俩身边——这样的场面,她已经见过多少次了:里诺、安东尼奥、帕斯卡莱甚至是恩佐,都是这方面的大师——她很严肃地对菲利普说:“满足他的请求吧,别白费口舌了,一个本可以在家里睡觉,或者上学的人,却跑到这里来捣乱,真应该给他一枪。”门卫看到她,听到她的话,惊异地张大了嘴巴,他想搞清楚,她到底是真的在鼓励他做出这种疯狂的事,还是在开他的玩笑。但那个学生却完全当真了,他满脸愤怒地盯着她,对着她叫喊:“去吧,进去吧,进去舔老板的屁股吧!”他摇着头,向后退了几步,在距离栅栏门两米多的地方分发传单。

莉拉向院子里走去。才早上七点,她就已经很疲惫了。她觉得眼睛很疼,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对她来说简直是无穷无尽。这时候她身后传来了刹车声,还有男人叫喊的声音,她转过头去,有两辆汽车开到了这里,一辆是灰色的,一辆是蓝色的。有人已经从第一辆车上下来,他们开始把墙上那些刚张贴上去的标语撕下来。糟糕了!莉拉想,出于本能,她退了回来,尽管她知道,她应该像其他人一样,赶紧走进去上班。

她倒退了几步,清楚看到,坐在那辆灰色汽车的方向盘前的人是吉诺。她看到他打开车门,他个子很高,浑身都是肌肉,他从汽车里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其他人——那些从墙上撕下标语的人,也懒洋洋地从车里出来,大概有七八个,手里拿着铁链和铁棍。这些人都是他们那个城区的法西斯分子,莉拉认得其中几个。他们都是法西斯分子,像斯特凡诺的父亲堂·阿奇勒一样,斯特凡诺后来也成了这样。他们也像索拉拉家的人——祖父、父亲和孙子,尽管出于利益,他们时不时会站在君主主义者或者天主教民主党的一边,但他们本质上都是法西斯。她从小就非常讨厌他们,她想象着他们的种种罪行,后来她觉得没有办法摆脱他们,没办法把一切清零,过去和现在的联系都无法断开。城区的大部分人还是拥护他们,爱他们,在任何需要打架的时候,都会为他们两肋插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