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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时，我一气呵成写了一部小说。出人预料的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这部小说变成了一本书。我出生的那个世界，让我觉得越来越糟糕了。这时候，在比萨或者米兰，我生活得很好，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很幸福；而在我的城市，我每次回家时，都会担心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让我无法逃离，我害怕会失去好不容易获取的东西。我担心再也见不到快要和我结婚的彼得罗，害怕被排除在干净整齐的出版社之外，再也接触不到高雅的阿黛尔——我未来的婆婆，她比我母亲更像一个母亲。在过去，那不勒斯已经非常拥挤了，加里波第广场、福尔切拉街、公爵街，还有拉维娜尼奥区、雷蒂费洛区，到处都挤满了人。在六十年代末，我觉得人群越来越拥挤，越来越蛮横失控，让人不堪忍受。有一天早上，我一直走到了迈佐卡农内街上，几年前，我在那条街上的一家书店当过售货员。我去那里，完全是出于好奇，我想看看，我吃过苦头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尤其是为了看一眼那里的大学，我从来都没有进过那所大学，我想拿那里和比萨高等师范比较一下，我甚至希望能遇到加利亚尼老师的几个孩子——阿尔曼多和娜迪雅，好向他们炫耀一下。但那条街道，还有大学校园都让我很焦虑，那里挤满了那不勒斯本地和来自整个南方的学生，他们都穿得很好，非常自信，吵吵嚷嚷，一方面表现得有些鲁莽，同时也有些羞怯。他们都挤在教室门口或教室里，在秘书处前面经常排着很长一条队，他们之间冲突不断。有三四个学生，在距离我几步的地方，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好像只是相互看着不顺眼就开始了对骂、拳打脚踢，都是脾气暴躁的男生，用一种我很难听懂的方言在对骂。我马上就离开了，我之前想象那儿是一个安全、充满理性的地方，但现在好像成了一个充满威胁的地方。

总之，我觉得那不勒斯每况愈下，变得越来越糟糕了。进入雨季之后，这个城市又一次崩溃了，有一栋楼从中间倒塌了，就好像一个人靠在一把被虫蛀过的沙发扶手上，扶手塌了，造成了很多死伤。随之而来的是叫喊、斗殴、报纸上的唇枪舌剑。就好像这个城市的内心有一种无处发泄的怒火，她的内部喧腾着，起伏不定，表面有毒疮涌冒出来，内部则布满了毒药。她对所有人都充满仇恨：孩子、成人、老人、其他城市的人、北约的美国人、任何一个国家的游客，还有那不勒斯人。他们怎么能忍受这个混乱、充满风险的地方？在郊外、市中心、小山上，维苏威火山下面，到处都一样。圣约翰·特杜奇奥给我的印象真是太糟糕了，还有去那里的旅途、莉拉工作的工厂、莉拉自己——她儿子和她住的那套破房子，以及她和恩佐生活在一起，但还没有同床共寝——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太糟糕了！莉拉说，恩佐想学习电子计算机操作，她想帮他。她的声音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她想掩盖丑陋的圣约翰·特杜奇奥、香肠、工厂的味道以及她的处境，她装出一副很在行的样子，对我提到了一些机构，还有它们的简称：米兰国家计算机研究中心（CCSM）、计算机应用于社会科学苏维埃研究中心（CSACSS）。她想让我相信，在那不勒斯很快也会有这样的研究中心。我当时想：在米兰也许有可能，在苏联一定会有，但在这里不可能！这只是你脑子里无法控制的狂想，你现在还要把可怜的、忠心耿耿的恩佐也拉下水。

离开这里！彻底远离这里！永远离开我们自出生以来所过的生活，要在一个一切皆有可能、有秩序的地方扎根，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而且，我认为自己已经完胜了。

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发现我错了！这世界上的事情一环套一环，在外面有更大的一环：从城区到整个城市，从城市到整个意大利，从意大利到整个欧洲，从欧洲到整个星球。现在我是这么看的：并不是我们的城区病了，并非只有那不勒斯是这样，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宇宙，或者说所有宇宙都一样，一个人的能力，在于能否隐藏和掩盖事情的真相。

二〇〇五年冬天，那天下午，我和莉拉谈了这些事情，我带着一种决绝的语气，就好像在进行严厉的抨击。我想告诉她，她其实从小就已经明白这一点了，只是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那不勒斯，但我马上就觉得很羞愧，因为我从自己的语气里，听到了一个老女人让人不堪的怨气，我知道她讨厌我的语气。后来，她的确对我笑了一下，露出了老化磨损的牙齿，做了一个神经质的表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