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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前我给自己制订一个要完成的清单，其中有一项是：陪父母看电视。现在看来，也难以实现。我有时候在三楼陪母亲坐坐，有时候又下到一楼陪父亲聊聊天。过去在老屋，大家坐在一起吃着瓜子扯着闲话的场景再难出现。两边陪看电视的时间都差不多，不会在哪边多待片刻。父母可能不会在意这些，但我作为孩子还是会注意的。大家在小时候好像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你是更喜欢妈妈呢，还是爸爸？”我们这些老于世故的小孩都会沉着应对：“都喜欢。”绝不在言语中偏向哪一个，但实际上我们都会有更在乎的那一个，虽然在口头上不会说出来。

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北京，每回打电话回家，总是父亲接的电话。父亲第一句永远是：“你吃饭吧？”我说吃了，又问：“北京冷吗？”我说不冷，相互之间沉默了一会儿，父亲又问：“你吃饭吧？”我们之间好像没有可说的，虽然父亲很想再说一点什么，但他自己也想不出话题来。等我觉得说了足够的时间，让他觉得我不是在敷衍他，这才小心翼翼地问：“我妈在吗？”他说：“你妈在三楼。我去叫她。”我还没回答，他就把电话搁到一旁，仿佛也松了一口气似的，我能听到他向门外走的声音，也能听到他站在楼梯口喊我母亲名字的声音，不一会儿，我母亲下来，跟父亲说：“有么子好说嘞，你说就是了。”父亲说：“你说噻！说噻！庆儿要跟你说话。”紧接着母亲拿起了话筒，“喂，庆儿啊！”一听到那熟悉的声音，我的心立马热乎起来。

我喜欢跟母亲说话，虽然长这么大了，一跟母亲说话，就感觉自己还是个小孩。她也会问我吃饭了吗，可那是真问：吃了什么？怎么没有买肉吃？牙齿好点了吗？天气冷不冷？衣裳够不够？过年带过去的秋裤还能不能穿？……各种细微的问题，贴合着你的生活，吃喝穿住，都一一地问到了，这就是母亲。母亲在，家就在。小时候，父母去长江对岸的江西种地，如果只有父亲回来了，我会很失望，虽然父亲很想我，抱着我亲，胡茬子扎得我只想躲；如果是母亲回来了，我则欢天喜地，感觉这个大屋子一下子亲切起来。母亲在地里锄草，我坐在田间地头看她，有时候也下去帮忙；母亲洗衣服，我蹲在一旁递衣服。我时时刻刻都想赖在她身边，害怕她又一次离开。

最喜欢的还是跟母亲一起在灶屋里。她煮饭炒菜，我烧火。麦草引火，棉花秆折断塞到灶膛里，旺盛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从盖子沿儿潽出来。我们一边手上忙着一边说话，我总喜欢说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母亲就说：“那去医院检查。”去医院也检查了，都没毛病。我想，那时我总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让母亲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吧。有时候问起母亲是如何跟父亲相识的，母亲说：“这有么子好说的，都不晓得多少年前的事情了。”我还是一再央求她说。

那时候还在老屋的灶屋，空气中弥漫着柴火的霉味和青菜的微香。光线暗淡，看不清坐在饭桌对面母亲的脸庞。母亲说起了他们第一次相识的场景：“都四十年咯，我还记得。那一天，我被人带到你爸家来相亲。他家在塘边上，几间土房，茅草压顶。我坐屋里，你奶奶小脚转个不停，忙着招待。你爸倒是出去干活咯。”

我问道：“咦？是相亲哩！这么重要的日子，爸爸还出去？”

母亲点点头，“你爸是垸里的队长，集体里干活，他走不开的。连我也是请了假批准了才敢出来的。有人把你爸叫回来。你猜你爸进门时是么样儿？”母亲不等我回答，就忍不住笑起来，“一身的塘泥，挖藕糊的。穿着黑布褂，灰色麻布裤，屁股上还补了几块大补丁呢！”还未说完，我的眼前浮现出年轻的父亲，是如何把上衣扯长，好遮上补丁的忸怩样。“你爸一进屋，东摸摸，西蹭蹭，就是不看我。我也是头都抬不起来，坐也不是，走也不是。”

我笑说：“我听我爸说了。说是有一回在垸里看到了你，回来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就叫人做媒，有这事儿？”

“听你爸瞎说！”母亲扭头拿起筷子赶苍蝇。

“那是么人给你们做的媒呢？”

“你龙伯。他和你外公好得很。有一次，你龙伯在我家喝酒，夜深了，外公就送他回家。龙伯回到家，看到外公孤零零一个人儿走荒路，心里放不下，又赶着送你外公回家。两人你送我我送你，送到天明，两个人儿还在路上。”

说到这里，我们都笑了起来。天已经黑透，但我们懒得去开灯，边吧啦吧啦拍蚊子，边一句接一句地聊。母亲说到最后感慨道：“我那时的嫁妆，几本《毛泽东选集》，三床棉被，一套水杯，一件水红衬衣，就管么子也没有了。结婚的第二天，我和你爸就被派到水库去挑土。连张结婚照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