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发条鸟与星期二的女郎们

在厨房煮意大利面条的时候，那个女郎打来电话。面条即将煮好，我正随着短波广播吹口哨，吹罗西尼的《偷东西的喜鹊》。这乐曲特别适合用来煮意大利面条。

听得电话铃响，我本想不予理睬。一来面条正煮在火候上，二来克拉迪奥·阿巴多正准备将伦敦乐团驱往乐章的峰巅。但最终我还是拧小煤气，右手拿着煮菜筷去客厅拿起听筒。说不定有朋友打电话介绍新的工作，我想。

“我需要十分钟。”女郎劈头就是一句。

“什么？”我愕然反问，“你说什么？”

“我说只需要十分钟时间。”女郎重复道。

女郎的声音没有听过的印象。我对于音色的记忆几乎具有堪称绝对的自信，这方面基本不会出错。这却是个陌生的声音。声音低低的，软软的，而且飘忽不定。

“请问，您这是在打给谁？”我客客气气地询问。

“那都没有关系。反正只需十分钟。那样，就会相互明白过来的。”女郎连珠炮似的说。

“相互明白？”

“心情啊！”她回答得很简洁。

我从大敞四开的门口探头看一眼厨房。面条锅冒着似乎很舒坦的白气，克拉迪奥·阿巴多继续指挥《偷东西的喜鹊》。

“对不起，正在煮意大利面条。眼看就要煮好了，跟你聊上十分钟，面条可就报销了。挂断可以么？”

“意大利面条？”女郎的声音里满含惊愕，“都上午十点了哟！干嘛上午十点煮面条？不觉得反常？”

“反常也罢正常也罢，与你无关！”我说，“早餐几乎没吃，现在肚子瘪了下来，就自己做来吃。吃什么几点吃是我的自由，不是么？”

“呃，好了好了。那，挂断啰！”女郎以抹油一般流畅而平板的声音说。不可思议的声音。感情稍一变化，声调便如转换调频一般变得截然不同。“也罢，等会儿再打就是。”

“等等，”我慌忙道，“您要是耍什么推销员手法，再打多少次也是枉然。眼下是失业之身，根本没有购置新东西的余地。”

“知道知道，放心好了。”

“知道？知道什么？”

“不就是失业期间吗？知道的，那点事儿。还是快煮你那宝贝面条去好了。”

“喂喂，您到底……”没待我说完，对方“啪”一声挂断电话，挂得甚为猝然。不是放听筒，是用手指按开关钮。

我一时无所适从，茫然地望着手中的听筒。良久，才想起锅里的面条，遂走入厨房。我关掉煤气，把意大利面条捞进笊篱，淋上用小锅加热的番茄酱。由于电话的关系，面条煮得多少有点过火，好在还不至于无可救药。况且肚子实在太饿了，已顾不得对面条微妙的火候说三道四。我边听音乐，边把二百五十克面条一条不剩地送进胃里。

吃罢，在洗涤槽里冲洗锅盘。冲洗的时间里烧了壶开水，沏上袋装红茶，边喝边反复考虑刚才那个电话。

那女郎到底为的什么给我打来电话？她究竟是谁？

一切都裹在谜里。记忆中不曾有陌生女郎打来匿名电话，至于她想要说什么也全然摸不着头脑。

不管怎样——我想——我可不愿意同素不相识的女郎相互明白什么心情。纵使明白也无济于事。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找到新工作，接下去是确立我自己的生活周期。

话虽这么说，折回客厅沙发看从图书馆借的戴顿的小说时，仍不时觑一眼电话机，心里嘀咕：女郎说十分钟即可相互明白指的是什么呢？十分钟到底可以明白什么呢？

现在想来，十分钟是那女郎一开始便掐算好了的，对这十分钟推算似乎相当充满自信：九分钟太短，十一分钟过长。恰如煮意大利面条的标准火候……

如此思来想去，小说情节便把握不住了。于是做几节体操后准备熨烫衬衫。每次心慌意乱，我都要熨烫衬衫，老习惯。

我熨衬衫的工序分十二道，由（一）领（前领）开始，至（十二）左袖（袖口）结束，顺序从未乱过。我逐一数着序号，有条不紊熨烫下去，也只有这样方觉得心应手。

我边熨边欣赏蒸汽熨斗的蒸汽声和棉布加热后独特的气味儿。熨罢三件衬衫，确认再无皱纹，挂上衣架。然后关掉熨斗，连同熨衣板放进壁橱。思绪这才有了些条理。

刚要进厨房喝水，电话铃再次响起。我略一迟疑，不知是径直进厨房还是折回客厅，最终还是回客厅提起话筒。若是那个女郎第二次打来，只消说正在熨衣服挂断即可。

不料打电话来的是妻。看电视机上的座钟，时针指在十一点半。

“可好？”她问。

“还好。”我答。

“干什么呢？”

“熨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