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

一

本世纪(1) 头几年里，涅瓦大街上的一家旅行社展出了一辆三英尺长的橡褐色国际列车卧铺车厢模型。它做得极其精巧，和真车一模一样，远胜于我的镀锡发条玩具火车。可惜它只展不卖。可以看出车内整体装潢是蓝色的，隔间墙壁上垫着压印出雕花的皮质衬垫，镶板光滑，有嵌入式的镜子和郁金香形状的台灯，还有其他恼人的小细节。宽大的窗子和窄一点的窗子交替排列，有单层的，也有双层的，其中几扇装着磨砂玻璃。有一两个铺位上的床已经铺好了。

这就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方快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就再也不是这个样子了），整列都是这样的国际卧铺车厢，一周只开两班，往来于圣彼得堡和巴黎之间。要不是乘客必须在俄国和德国的边境上（维尔兹波洛夫——埃德特库嫩）换乘一辆大致相似的列车，我就可以说它是直达巴黎的车。一到边境，宽敞懒散的俄国六十英寸半的宽轨就改成了五十六英寸半的欧洲标准轨，燃料也由桦木变成了煤。

在我脑海深处，我想至少还能记起五次乘这趟车去巴黎，终点是里维埃拉或比亚里茨。我现在想起其中的一次，那是一九○九年，我的两个幼小的妹妹留在家里，由奶妈和姨妈照管。我父亲戴着手套和旅行帽，坐在他和我家的家庭教师合住的隔间里看书。我弟弟和我在另一间，和他们隔着一个洗手间。我母亲和女仆住在我们隔壁。我们都是两人一间，最后有一个人落单，是我父亲的贴身男仆奥西普（十年后被迂腐的布尔什维克枪毙了，因为他私吞了我们家的自行车，却没有上缴国家），于是他就和一个陌生人为伴。

那年四月，皮尔利(2) 到了北极。五月，夏里亚平在巴黎演唱。六月，传言有了更好的新式齐柏林飞艇，闹得人心惶惶，于是美国国防部告诉记者，说计划建立一支空中海军。七月，布莱里奥从加来飞到多佛（他迷失了方向，多绕了一个小圈）。我们出发时是八月末。俄国西北部的冷杉和沼泽快速闪过，第二天则被德国的荒漠取代，长着松树和石楠灌木。

我和母亲在一张折叠桌上玩一种叫“杜拉契基”的扑克牌游戏。虽然是大白天，我们的牌、杯子和一只手提箱上一高一低的两把锁仍然映在车窗上。列车穿过森林和田野，有时突然进了深谷，有时又穿行在急速闪过的农舍之间，没有在车窗上投下身影的两个赌徒在不停地玩牌，还不停地下注，以求刺激。

“Ne budet-li, tï ved' ustal（还没玩够吗，你就不觉得累吗）？”我母亲老是这么问，问完便一面缓缓地洗牌，一面陷入沉思。我们隔间的门开着，我能看见过道的窗户。窗户里有电线——六根黑色的细电线——正在使劲地爬上斜坡，向天空爬去，尽管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地对它们形成意外的打击。就在这六根电线可怜巴巴地来一次豪迈的冲锋，眼看要冲到车窗的顶上去时，又遭到一根电线杆的狠狠一击，整个打落下来，落到原来的最低点，只好重新开始爬起。

在这样的旅行中，每当我们经过某个德国大城镇时，列车会放慢速度，气度优雅地徐徐前行，几乎和房屋的门面和店铺招牌擦身而过，这时我往往会感到一种到达终点站也不会感到的双重兴奋。我看见一座城市里跑着的玩具般的电车、街上的椴树，还有砖墙，都闪进我们的车厢，和车厢里的镜子亲密接触，也把过道里的玻璃窗户占得满满当当。火车与城市之间这种不拘礼节的接触是旅途中令人兴奋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把自己放在一个过客的位置上，想象这个人看到如下景象会和我一样感动：长长的、传奇一般的红褐色列车开过，一节节车厢连在一起，每节之间挂着的隔帘黑得像蝙蝠翅膀。车厢上的金属字在夕照中闪着黄铜色的光。一条每日繁忙的大街上方架着一座铁桥，列车不慌不忙地从桥上驶过，然后拐弯，所有的车窗突然都闪亮起来，原来它是绕过了最后一片街区。

车窗里闪过的那些视觉的混合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餐车车窗宽大，可以看到几只没有打开的矿泉水瓶子、斜对角折起来的餐巾、摆样子用的巧克力棒（包装纸上写着“凯乐”、“科勒”等牌子，里头包的却是木头块）。这些东西乍一看构成了一个平静的港湾，不受一连串摇摇晃晃的蓝色车厢的影响。然而饭吃到尾声，上最后一道菜时，人就会不停地缩回身子以适应车身的运动，服务生步履蹒跚，眼前的所有景象都东倒西歪。它们经历了一场系统的复杂运动：白天的月亮固执地紧跟着人们的餐盘，远处的草地呈扇形铺开，近处的树木荡着看不见的秋千朝铁轨扑来，一条平行的铁道线突然间寻死一般靠近，一道长着稀疏青草的斜坡在上升，上升，上升，终于这番混合速度的小目击者晕得吐出了他吃下的那份omelette aux confitures de fraises(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