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片段，一九四五年

我碰巧有一位名声不佳的同名者，此人从姓到名与我完全相同。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但他动不动就闯入我的生活城堡，所以我也能够据此推断出他的粗俗人格。事情始于布拉格，二十年代中期我正好住在那里。在那儿我收到一封信，来自一家小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显然隶属于某个白俄组织，该组织和我一样，也是从俄国流亡出来的。这封信用激愤的口气勒令我立即归还一本名为《锡安智者备忘录》的书。这本书当年曾为沙皇激赏，其实是一部伪书，是秘密警察雇了一个半文盲的骗子编造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煽动屠杀犹太人。写信的图书馆员签名为“希涅波佐夫”（一个姓氏，意思是“蓝色的肚子”，在俄语中引起的想象就类似“温特博特姆”(1) 这个姓氏在英语中引起的想象），他一口咬定，说我把他特别称之为“颇受欢迎而且很有价值的”那本书留在手头已一年有余。他还提到以前曾几次写信要求我归还这本书，那些信分别寄到贝尔格莱德、柏林和布鲁塞尔，显然那位与我同名的人过去一直在这几个城市漂泊。

我想象这个和我同名的家伙是个年轻的白俄流亡者，骨子里的反动派，革命打断了他的大学教育，现在正在按照传统的方式成功地弥补失去的时光。他显然是个萍踪不定的旅行家，我也是——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有一次在斯特拉斯堡，一个俄国女人问我，那个在列日娶了她侄女的人是不是我的兄弟。有一年春天，在尼斯，一位戴着长耳环、面无表情的姑娘来到我住的旅馆，要求见我，看了一眼后，道了个歉，转身就走了。又有一次在巴黎，我收到一封用法文匆匆写成的电报：“不要来阿方斯有可能返回希望你小心谨慎我很不安爱你。”我承认，想到我那位轻浮的同名人按往常习惯手捧着鲜花冲进去，却碰上了阿方斯和他的妻子，我不由得幸灾乐祸。几年后，我正在苏黎世教书，突然遭到逮捕，罪名是在一家餐馆里砸了三面 镜子——三面镜子如同一组三联画，表现他的三副模样：醉（第一面镜子）、大醉（第二面镜子）、酩酊大醉（第三面镜子）。最后，在一九三八年，一位法国领事粗暴地拒绝在我的那本破旧的海绿色南森护照(2) 上盖戳，理由据他说，是因为我曾有一次未经允许擅自进入这个国家。在那份最终搞定的厚厚卷宗里，我扫了一眼那个同名人的脸。他留着八字短胡，海员发型，正是这个坏蛋。

时隔不久，我便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在波士顿定居，心想这一下肯定摆脱了那个荒唐的影子。后来呢——准确地说，就是在上个月——来了一个电话。

一个女人用生硬而又迷人的嗓音对我说，她是西比尔·霍尔太太，夏普太太的好友，夏普太太写信建议她与我联系。我倒是真的认识一位夏普太太，便忍不住想，我认识的夏普太太和我自己总有一个可能是搞错了。金嗓子的霍尔太太说星期五晚上她要在自家公寓里搞一个小小的聚会，叫我也来，因为她听说过我的情况，由此确信我对这样的讨论会非常感兴趣。其实我对任何形式的聚会都很厌恶，但又想要是不去的话，多少会让夏普太太失望，于是就接受了邀请。夏普太太是个和气的老太太，常穿栗色的裤子，留着短发。我是在科德角遇上她的，当时她和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合住一间小屋。这两位太太都是才华平平的左派艺术家，独立谋生，为人极其和善。

那天出了点与我现在要说的话题完全无关的事情，我到达霍尔太太公寓的时间比我预想的晚了许多。一位年长的电梯工，长相竟然颇似理查德·瓦格纳，阴沉着脸送我上去。我在客厅里脱外套和橡胶套靴时，霍尔太太不苟言笑的女仆等在一旁，两只长胳膊垂在身子两侧。客厅里主要的装饰品是一种中国制造的雕花瓷瓶，可能是件值钱的古董——上面刻着某种颜色病态的高大怪兽——这种东西我每次看见都觉得心生厌恶。

我穿过了一个精心布置的小房间，到处摆着广告作者们常说的象征“高雅生活”的东西，然后被引入——理论上是有人引路，其实女仆已经离开了——一个宽敞雅致、充满小资情调的沙龙。我渐渐明白了，正是在这种地方，一个人可以指望被引见给某个曾在克里姆林宫用过鱼子酱的老傻瓜，或某个木头一般的苏维埃俄国人。每当我攻击苏共的路线并对共产主义者及其导师的言论表示轻蔑时，我这位熟人夏普太太，出于某种原因，总是表示愤怒。我现在明白了，这个可怜的人认定让我来参加讨论有可能对我这种大不敬的心灵产生有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