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诗人

一

一八八九年，圣彼得堡的日子沉闷而又舒适，这时一个有名的文化组织——“俄罗斯文学促进会”决定举办隆重会议，纪念诗人康斯坦丁·佩罗夫。这位诗人死于半个世纪前，不满二十四岁就英年早逝。人们称他为“俄国的兰波”。尽管那位法国男孩天赋超过他，但将他比作兰波也并非全无道理。他十八岁时，写下了皇皇巨著《乔治亚之夜》，一部布局凌乱的长篇“梦幻史诗”。诗中有些篇章扯下了传统东方背景的面纱，造出了天堂般的美妙画面，于是突然像一首真正的好诗一般，能令人两块肩胛骨之间产生过电感觉。

这部作品完成三年后，又一卷诗集问世了。他引证了几位德国哲学家，有几首诗也难以卒读，原因是诗人想法奇特，要把正宗的抒情感怀和对宇宙形而上学的解释结合起来。不过别的诗作仍很生动，不落俗套，和当年的作品一样。想当年那个古怪的年轻人打乱了俄语词汇的原有体系，扭断了约定俗成的词语的脖子，为的是让诗歌嘶鸣尖叫，而不再轻声啁啾。大部分读者最喜欢他那些倡导解放的诗歌，极具俄罗斯五十年代的特点，隐而不露中有疾风暴雨的磅礴气势。曾有一位评论家指出，其气势“不指明敌人之所在，但让你怒火欲燃，一心要投入战斗”。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比较纯净一些同时又韵律不太齐整的诗作，如《吉卜赛人》或《蝙蝠》。

佩罗夫是个小地主的儿子。关于这个小地主，现在我们只知道他的田产在卢加附近，他曾在他家土地上试种茶叶。年轻的康斯坦丁（用传记笔法来说）大部分时间在圣彼得堡，心不在焉地念大学，后来又心不在焉地找了一份文书工作——工作时的活动真的所知不多，只能依据他那类人一般都有些什么活动，从中推断出他的琐碎行踪。当时有一位著名诗人，名叫涅克拉索夫，有一次在一家书店碰上他，后来和他通信，其中有一段写到他的外貌，说是一个“笨拙而又凶狠的”年轻人，话不多，情绪不稳定，长着“孩子一般的眼睛，家具搬运工的双肩”。

有一份警察报告中也提到了他，说他“和另外两个大学生”在涅夫斯基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低声说话”。他的姐姐，嫁给了来自里加的一位商人，据说她强烈反对诗人和女裁缝、洗衣女工等产生感情纠葛。一八四九年的秋天，他去看望他父亲，其实别有打算，想要点钱，前往西班牙。他父亲是个直脾气，扇了他一记耳光。几天后可怜的孩子在附近的河里游泳时淹死了。他的衣服，还有一个吃了一半的苹果，放在一棵桦树下，可是尸首怎么都找不到。

他的名望迟迟不起：选自《乔治亚之夜》的一段被收录在所有的诗歌选本中，也总是这么一段。一八五九年，一位激进的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写了一篇感情强烈的文章，从他最差的诗作中挑出革命的暗语，大力吹捧。八十年代总的看法是：才华横溢，即使有点不善辞令，但生不逢时，不能尽展其才，最终毁灭——看法也就是这么一些。

到了九十年代，人们对诗歌的兴趣相对健康了一些，政治上相应地出现了一个稳定的时期，不那么敏感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围绕着佩罗夫的格律诗刮起了重评之风，另一方面，思想开明之士也不反对跟着杜勃罗留波夫的暗示走。大家捐款，要在一个公园里为诗人建座纪念碑，这证明了诗人的极大成功。一家顶级出版社收集了有关佩罗夫生平的所有能够收集到的零散资料，出版了他的全部诗作，印成厚厚一卷。学术月刊上登载了好几篇全面述评的研究文章。首都最好的一所会堂里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吸引了大批的各界名流。

二

纪念大会开始前几分钟，发言人还聚在主席台后面的会议室里，门一阵风似的打开了，闯进来一个身强体壮的老头，身穿一件双排扣大衣——这身衣服在他身上或在别人身上时日已久，历尽风霜。两位佩戴袖章的大学生兼任会务，过来要挡住他，他根本不予理会，昂首挺胸地径直走到众发言人跟前，一欠身，说道：“我是佩罗夫。”

我的一位朋友，年纪几乎长我一倍，当年那番情景的见证人中如今只有他还健在。他告诉我，当时会议主席（是一家报纸的主编，对付擅自闯入的人很有经验）眼皮抬都没抬，说：“赶他出去。”没人遵命——也许是因为大家对一位看上去醉得不轻的老先生还存有几分敬意。他在桌边坐下，选中了一个长得最为面善的人，开始问话。此人名叫斯拉夫斯基，是个翻译家，翻译过朗费罗、海涅、苏利·普吕多姆(1) （后来还有一个恐怖组织的成员）。老头语调平淡，问“纪念碑捐款”是否已经筹齐，如果筹齐了，他什么时候能拿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