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客

“是的，生活比我们高明，”作家感叹道，把别着俄国烟卷的硬纸板烟嘴在他的烟盒盖上磕了磕，“生活随便一想，便是精彩的构思！我们怎么能和生活这位女神相比？她写出的作品是无法翻译的，讲不清道不明的。”

“作家有版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评论家微微一笑说。他是个谦虚的近视眼男人，细长的指头动来动去，不得安闲。

“我们的最后一招就是瞎编，”作家继续说，心不在焉地把一根火柴扔进评论家喝空了的酒杯中，“我们对生活女神的创作，充其量只能像电影制片人改编名著那样。制片人需要女仆星期六晚上不觉得寂寞无聊，就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他把原著从头至尾来个彻底分解，弄出几百个镜头，再加进些他自己编造的新人物和新事件——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既要影片娱乐大众，又要影片符合经典传统，二者要结合得顺顺当当，天衣无缝。一开始好人受难，到头来恶有恶报。最要紧的是收尾，既要出人意料，又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作家也正是这样，把生活本身的情况按我们自己的需要加以改变，好歹不违常理、来点艺术加工就行。我们的这种抄袭品淡而无味，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添油加醋。我们认为生活女神的表演过于动荡，变化太快，因而她的天才手笔显得过于凌乱。我们一味迁就读者，从生活女神挥洒自如的长篇小说中截来一点点小故事，精雕细琢后让学童们看。说到这一点，请允许我给你透露一桩亲身经历。

“那一次我碰巧坐在一列特快的卧铺车里旅行。我喜欢在旅途中晃晃悠悠入睡的感觉：铺位上凉飕飕的被单，车一开，车站上的灯缓缓移过，好像为你送行，最后消失在黑沉沉的车窗玻璃后面。我记得当时我头顶上的那个铺没睡人，我为此心中大喜。我脱去衣服，仰面躺下，双手交叉枕在脑后。卧铺被单里装的是统一的标准毛毯，比较单薄，和旅馆里蓬松的羽绒被比起来，倒别有情致。我想了一会儿自己的事——当时正在苦恼地酝酿一部短篇小说，讲的是火车上清洁女工的生活——然后关上灯，很快睡着了。讲到这里，让我用一种写作技巧。这种技巧在某一类短篇小说中经常出现，已令人生厌了，我的这篇小说很有可能就属于此类小说。技巧是这样的——老法子，你肯定非常熟悉：‘半夜时分，我突然醒来。’不过接下来的内容要比陈词老调强一些。我醒来看见了一只脚。”

“请再说一遍，看见了什么？”谦虚的评论家打断作家的话，身子前倾，竖起一根指头。

“我看见了一只脚，”作家又说了一遍，“这时小隔间里的灯亮了。列车到了某个车站，停了下来。那是一只男人的脚，一只相当大的脚，穿着一只质地很差的短袜，青灰色的脚趾甲在袜子上戳了一个洞。这只脚牢固地踩在上铺上床梯子的一阶上，近近地冲着我的脸。脚的主人因我头顶上的铺位遮挡，我看不见他，他正在使出最后一把劲往铺架上爬。我有充裕的时间，便仔细观察这只穿着灰底黑格短袜的脚，还有短袜上面的半截小腿：结实的腿肚子一侧是紫罗兰色的吊袜带，稀稀落落的腿毛从长衬裤的网眼里脏兮兮地钻出来。总而言之，这是半截极不雅观的肢体。我还在看着，只见那只脚突然绷紧，那根坚韧的大脚趾动了一两下，然后那半截腿一使劲整个儿腾空而起，总算从我眼前移开了。我头顶上传来哼哼声，还有吸鼻子声，听这动静可以得出结论：此人准备睡觉了。灯熄了，片刻后列车猛地一冲开动了。

“我不知道如何给你讲那半截腿，只能说它让我看得极不舒服，胸口发堵。像条使劲蠕动的花斑小爬虫。我发现我心神难定，因为我对此人的了解只有那半截很不雅观的小腿。他的形体，他的面孔，我还根本没见着。他睡的上铺，本来在我头顶上形成一个黑沉沉的低矮天棚，现在似乎更低下来一些，我几乎感受到它沉沉的分量了。我竭力想象我这位夜间的同行车友长什么模样，但不论怎么使劲地想，能想出的一个成形的东西就是那片惹眼的脚趾甲，把短袜的毛线顶出个洞，露出珍珠母贝那般的青灰色光泽。按常理论，这样的鸡毛蒜皮竟然惹得我烦，似乎很奇怪。但我反过来问一下，每一位作家难道不恰恰都是招惹鸡毛蒜皮的人吗？不管怎么说，我横竖睡不着。我一直在听——我这个未曾谋面的同路人开始打呼噜了没有？他好像没有打呼噜，而是在呻吟。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夜间车轮辗过铁轨的响声会引发听力幻觉。但我还是摆脱不了这样的印象：从我头顶传来的声音不同寻常。我胳膊肘支着身子坐起来一点。上面的声音变得比较清晰了。原来睡在上铺的那人在呜呜咽咽地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