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第2/2页）

赖因哈特在拜访茵梦湖庄园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去寻找草莓吗？”已经失望并断念的伊丽莎白尖锐地回答道：“这不是草莓生长的季节。”春日，青春，都已经过去了。只有听天由命的情绪弥漫各处。伊丽莎白的形象是一种美丽的激情，这是市民阶级复杂纠葛的结果；而旁边吉卜赛少女的形象是一种充满激情的美丽，后者强大的诱惑力和扭曲的容貌都与前者完全相反。

赖因哈特避开了湖面上的白色睡莲就像避开了伊丽莎白一样。他被结成网的攀援植物缠住了，“在这陌生的元素里感到阴森可怖”。他无法听凭自然之力决定自己的命运，眼看就要被它拖进深水之中。伊丽莎白只能被占有而不能激情地被爱。在她花团锦簇的人生与他的人生之间的距离一直无法消除。对于市民意识来说，激情的和孩童的爱情是不能同时存在的。这“陌生的水域”代表无法达到目的的激情，尽管对这一目的的意识是存在的：白色的睡莲漂荡在黑暗的水面上。那些无法信任自然之力的人，并不去质疑市民生活。紧随童年的黎明之后不容改变地出现了一个“黑色黎明”，市民生活不复存在。如此，市民阶级的“贫瘠无果”就不仅在个人的，也在社会的层面上变得清晰可见。而它在政治层面上则通过一八四八年市民阶级革命的失败得到了表现。得以“毫发无损”并兼顾现实政治地从革命中浮现的只有市民阶级中反动倒退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大资产阶级企业主。在小说《茵梦湖》中，市民阶级的两个分支派别仍在对峙：一边是新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优越性，另一边是旧市民阶级仍然占据的文化上的主导地位。

《茵梦湖》不只是一篇断念诗文。施托姆在小说中批判了典型的市民立场。在此并列又对立出现的形象自然没有给出什么能用来解决市民阶级的矛盾与纠葛的出路。批判源自观察，其对象是普遍的：被动的惰性。

莫里克希望在《茵梦湖》中能“或许再多一点个体的坚定性”(4)。而此外还有个问题：一八四八年革命这一历史时刻中，有哪些内容进入了这部诞生于一八四九年的小说呢？说到第一点，或许还应该再多一点社会的坚定性。看起来，施托姆的中篇小说似乎为了主观的感受和诗意的画面，减少了对社会现实的刻画。然而小说正是在此触及了当时市民阶级的历史处境：它本身对把自己视为一个阶级的犹豫不决。因为它尚且迟疑于夺取社会政权，尚且梦想着以全人类的名义夸夸其谈。在小说的构想中，这些矛盾并未被剔除。如此，冯塔纳(5)的评判也自有其道理：“《茵梦湖》是我们曾读到过的最为高明的作品之一。要不是那个包裹着小说核心的、稍微有点虚弱的外壳，它就可以盖章认定是最完美无缺的了。”

（姚敏多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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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文译自Goldmann Verlag出版社出版的《施托姆全集》（8卷本）中的《茵梦湖》后记。作者哈·维松（Hartmut Vinçon）是德国达姆施塔特高等专业学院的教授。

(2)摘自《特奥多尔·施托姆与特奥多尔·孟姆森书信集》，汉斯·埃里希·泰特格编，魏玛，1966年，第114页。（原1854年3月4日）

(3)特奥多尔·施托姆：《书信集》（见上文）。第1卷第365页。（致约翰·卡西米尔和露西·施托姆，1859年3月27日）

(4)施托姆，莫里克：《书信集》。希尔德伯格和维尔纳·科尔施密特编。柏林，1978年，第27页。（原1853年5月26日）

(5)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德国著名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