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而复生后的救赎之作[1]（第3/5页）

显而易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目中，斯佩什尼奥夫已经与魔鬼的力量联系在一起。难道我们不可以猜想一下，这种力量正是斯佩什尼奥夫的政治活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无神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吗？关于借钱这一逸事，难道只是触发作者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他出狱时的道德和精神上的批判吗？不管怎样，伴随着他被捕后所发生的野蛮暴力事件、审判、刑期以及关进监狱，不仅是他从幻想到现实的觉醒，而且是他对上帝的审视——这个上帝在他危险的时候背离了他——对俄国人民和他自己犯了罪。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里的十个月焦急的等待后，在被宣告执行死刑后，在最后的一分钟被宣告暂缓行刑后，他被送入了地狱。

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创作这部新的小说时，他还在监狱中。虽然大多数时间无法写作，但是，在医院里，托洛茨基医生允许他记笔记。这些简短的笔记，以及之后加入的记忆中的资料组成了《西伯利亚笔记》，共有五百二十二条，包括简短的只言片语、口头禅以及囚徒们每日唱的歌。每个条目都是一个人物或故事。出狱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运用了其中二百多个条目来创作这部小说。例如，囚徒第一次见到伊萨·弗米奇那一章，是由几个短语和两个短句所构成的（第91、92、202条），两个囚徒对骂那一章也是基于一条笔记（第90条）写成的。《死屋手记》因材料的直接性和真实性而显得更加新鲜自然，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时期写作的新的元素。

作者出狱后，又在西伯利亚塞巴拉金斯克镇第七军团进行了五年的义务服役。虽然这一时期，他又开始写作，完成了《叔叔的梦》，以及喜剧小说《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为其重返文学界做准备，但直到一八五九年，他才真正开始从事这部作品的写作。这部小说由两个部分组成，一八六〇年间，起初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报纸《俄国世界》上，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赢得了巨大成功。

为了理解这部作品的文体风格和结构的重要性，有必要知道这是受到严重的心理、精神以及肉体的考验后得出的成果。我们应该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他弟弟安德烈的话：“我认为这四年，我被关在棺材里活埋了。”在塞巴拉金斯克的几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常提起他的囚徒经历。一八五九年，他在写给迈克夫信中说：“在我无事可做的时候，我会记下我在苦役营里的回忆，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一八五九年十月，他在写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说：“这个《死屋手记》的结构，现在已在我脑子里完全成形了。这将是一部六印张或七印张的书。我个人将消失不见，这是一位无名氏的手记；我敢保证，读来一定饶有趣味，一定很有意思。”因经历痛苦的强度，作者似乎无法以他个人的角度进行回忆。为了记录下他这段回忆，他需要创作一部“小说”，通过一个小说式的叙述者——主人公，即上文提到的“无名氏”：囚徒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

我们该如何看待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戈里昂奇科夫的性格特征？在许多方面，他的性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充满幻想的创作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他苍白，被疏离，不善交际，行为古怪，甚至有些精神失常。他人生的主要目标似乎就是逃避这个世界，躲得越远越好。他过去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他因为嫉妒而谋杀了他的妻子，展现了他因此被关进监狱和被流放的噩梦。夜晚，他的窗台有一丝灯光亮起。“他在做什么呢？要做到天亮吗？不是在写什么东西吧？如果是的话，他究竟又是在写什么呢？”“我”对所发现的戈里昂奇科夫的草稿做出过评论：“最后我翻到一本很厚的本子，上面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文字，但没有写完，突然中断了，也许是被作者自己摒弃和忘却了。这是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十年苦役囚犯生活中不连贯的片断手记。手记里到处被一些轶事或者奇怪、可怕的回忆所打断，好像被作者自己撕碎了一样，勾勒出作者的一种疯狂状态。简单地说，好像他在写这些手记时受到某种力量的压迫。我把这些片段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敢肯定，这些都是在疯狂中所写下的。但是，这些流放奴役中的记事——‘死屋手记’的场景，他在自己的手稿中这样称呼它，对我来说，似乎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

《死屋手记》有明显的纪实性，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监狱中写给他哥哥的信有明显的相似性，也被希蒙·托卡什维斯基证实了。当然，不可否认，这是一部自传体回忆录，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将作品的纪实性作为一大卖点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正如康斯坦丁·莫丘斯基的观点，本书有相当熟练的结构。监狱生活、囚徒、抢劫者的背景、罪犯的心理、监狱的生存条件、报刊杂志、哲学和民谣，所有这些相当复杂的描述均安排得自由奔放，没有顺序。同时，所有的细节又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画面。《手记》的写作原则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第一卷，对监狱的描述，交代得很快，然而，保持了周期性的有节奏的运动，按照时间顺序，对澡堂、圣诞节聚餐、舞台表演进行了描述。第二卷，尽管总体印象仍然非常鲜明、真实，但却抛弃了以时间为序的原则，总结接下来几年所发生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