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第一部 第三章

一

“我给你带来了一些邮票。”斯考比说，“我收集了一个星期——看见谁就向谁要。连卡特太太也捐献了一张，一张非常漂亮的鹦鹉邮票——你看看——是南美洲哪个国家的。这里还有一套利比里亚改值美国占领期间的邮票。这是我从海军观测员那里弄来的。” 他们俩的心境都非常恬适——两人都觉得只要有这种心境就非常安全了。 “你为什么要收藏邮票？”他问，“过了十六岁，很少有人再干这种事了。” “我也不知道，”海伦·罗尔特说，“我不是认真地在收集，我只不过随身带着。可能是一个习惯。”她把集邮簿打开，又接着说，“不，不只是个习惯，我真的喜欢它们。你看见这张乔治五世头像的半便士邮票了吗？这是我攒的第一张。那时我才八岁。我用热气把它从信封上起下来，夹在一个练习本里。我父亲就是为了这个才送我一个集邮簿的。我母亲已经死了，所以父亲给了我一个集邮簿。” 她想把事情解释得更精细一些：“邮票就同照片一样，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随身携带。有的人收集瓷器——瓷器不能老带着，书也是这样。但是你用不着把集邮簿整页撕掉，像撕掉一页照片簿那样。” “你从来没有同我谈过你的丈夫呢。”斯考比说。 “没有谈过。” “把整页撕掉并不太好，因为这会看到撕毁的痕迹。你说对不对？” “对的。” “如果把心里的事谈出来，”斯考比说，“你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问题不在这儿，”她说，“问题在于，我对这件事太淡然了。”她的话使他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她已经这么成熟，在生活阅历上已经学到了这么深的课程了——螺丝已经拧到这一扣上。她说：“他已经死了——多久了？还不到八个星期吧，可是对我来说，他这个人已经完完全全地不再存在了。啊，我是个多么没有心肝的女人啊！” 斯考比说：“你不需要有这种想法。我想，谁都是一样。当我们对一个人说‘你死了我就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意思是：‘看到你这样痛苦、不幸，或者愁困，我简直活不成了。’只不过是这样的意思。人一死，我们的责任也就完了。我们对这件事再也无能为力，我们的心也就安宁下来了。” “我过去不知道自己会这样刚强，”海伦说，“简直有些冷酷了。” “我有过一个孩子，”斯考比说，“后来死了。死的时候我在这里，不在英国。我的妻子从贝克斯希尔[63]给我拍来两封电报，下午五点钟拍来一封，六点钟又拍来一封，但是电报局把次序弄颠倒了。你知道，我的妻子不想让我一下子知道这个可怕的消息。我在吃过早饭后接到一封电报。那是早上八点钟，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谁也不会在这时候听到任何消息。”这件事斯考比过去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连露易丝也不知道，可是现在他却把两封电报稿一字不差地仔细讲出来。“那封电报稿说：凯瑟琳午后病故死前未受痛苦上帝保佑你。第二封电报是午饭后接到的，内容是：凯瑟琳病危医生尚抱希望新爱的。这是五点钟拍出的那封。‘新爱的’我想应该是‘亲爱的’[64]，电码译错了。你看，她不想一下子叫我知道噩耗，电报上说‘医生尚抱希望’，可是再没有别的说法比这个更让人绝望的了。” “这对你太可怕了。”海伦说。 “不，最可怕的是，在我接到第二封电报以后，我的头脑完全混乱了。我想，他们把事情弄错了。孩子一定还活着。在我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前，有那么一刹那，我感到有些——失望。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我当时想：‘现在忧虑和痛苦要开始了。’但是当我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后，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孩子已经死了，我可以把她忘掉了。” “你已经把她忘了吗？” “我很少想起她来。你知道，我躲开了那个场面，没有看到她临死的情况。我的妻子看着她死掉的。” 他们这么容易、这么快地成为朋友，他感到很奇怪。他们跨过了两个人的死亡，毫无保留地走到一起。她说：“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家都会照顾你的。” “我认为他们都有些怕我。”她说。 他笑了。 “他们是有些怕我。空军上尉巴格斯特今天下午带我到海滨去，但是他也害怕了，因为我一点儿也不高兴，也因为我死了丈夫。海滨上，每个人都装出一副因为什么事而非常快乐的样子，我坐在那儿，也摆出一副笑脸，可是一点儿用也没有。你记得你第一次参加社交集会的情形吧。一走上楼梯，你听到到处笑语喧哗，可是你不知道该怎样同别人谈话。这就是我那时的感觉，所以我就穿着卡特太太的游泳衣坐在那里，摆着一副笑脸。巴格斯特摸我的大腿。我想回家。” “你很快就会回去的。” “我不是说的那个家，我是说这儿的家。我在这个家里可以把门一关，有人敲门我也不开。我暂时还不想离开这里。” “可是你在这里一定很不快活。” “我非常害怕海。”她说。 “你常常梦见海吗？” “不，我有时梦到约翰——这比梦见海更糟，因为我总是在一些噩梦里梦到他，我现在还总是做这样的噩梦。我是说以前在梦里我同他总是吵架，现在在梦里我们仍然不断地吵架。” “你们吵过架吗？” “没有，他对我挺好。我们结婚才一个月，你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一个人好并不难，是不是？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新环境还没弄清楚。”斯考比觉得她从来也没有弄清楚她的环境，至少在她离开她的无挡板篮球队以后就一直没有弄清楚过。那是一年之前的事吗？有的时候他看见她正在漂着浮油似的水天相连的大海里仰卧在救生艇上，小艇里还有一个面临死亡的孩子、一个精神错乱的水手、玛尔珂特太太和那个念念不忘要对船主负责的轮机长；另一些时候他又看到她躺在担架里从自己面前抬过去，手里紧紧攥着她的集邮簿。现在他看到的又是另一幅景象：她穿着借来的不合身的浴衣，在一片笑语喧哗和泼溅的水声中手足无措，只能对着抚摸她大腿的巴格斯特憨笑……他心头一阵黯然，感到自己对她的责任正像晚潮一样把自己托举到岸上。 “给你父亲写信了吗？” “啊，当然写了。他给我打电报说，他正托人给我搞船票。我不知道他在伯里怎么能使得上劲儿，可怜的爸爸，他什么人也不认识。他在电报上自然也提到了约翰了。”她从椅子上拿开一只靠垫，取出电报纸来，“你念念。他对我真好，可是他一点儿也不了解我。” 斯考比读道：非常为你悲痛，亲爱的孩子，勿忘他已入福境。爱你的父亲。电报上盖着拍发时间的戳记，上面有伯里的地名。这使斯考比想到父女两人，天涯海角，相隔万里。他说：“你说他一点儿也不了解你，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他相信上帝和天国这一类的事。” “你不相信吗？” “我离开学校以后就都不相信了。约翰常常拿这些事跟他开玩笑，开无关紧要的小玩笑，你知道。爸爸并不在乎，但是他从来不知道我的想法同约翰一样。如果你是一个牧师的女儿，有很多事你都要装样子。如果他知道我和约翰在结婚以前两个星期就——就在一起了，他一定要气死了。” 斯考比又一次想到，他面前的这个人对人情世故如何浑噩无知，难怪巴格斯特对她有些害怕。巴格斯特不是一个肯承担责任的人，他想，如果有了什么事，谁能叫这个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的傻孩子承担责任呢？斯考比翻着自己给她收集来的一沓邮票，说：“我倒想知道，你回国以后准备做什么。” “我想，”她说，“他们可能让我到军队里去服务。” 斯考比想：如果我的女儿还活着，她也到了应征的年龄，也要被扔进一所可怕的寄宿处去适应新环境了。经历了大西洋的这段遭遇后，还要回英国本土去当国防后备队员，或者妇女辅助陆军队员，听大胸脯的女军曹训话，在厨房里削土豆皮，看着金黄头发、薄嘴唇的女军官搞同性恋。下班以后，有小伙子在营地外边草地上金雀花丛里等着要同你幽会……同这一切比起来，即使大西洋这里也能给你一个家的感觉。他说：“你学没学过速记，学过其他任何一种语言吗？”只有聪明的人、机敏的人以及有影响势力的人才逃脱得了这场战争。 “没有，”她说，“我什么都不好。” 不可能想象：她从大海里被拯救出来以后，又像是一条不值得捕捉的小鱼似的重新给扔到海水里去。 他说：“你会打字吗？” “我用一个手指头打得蛮快。” “我想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个工作。我们很缺少秘书。你知道，这里官员的家属都在市政厅工作。虽然这样，我们的人手还是不够。只不过这里的气候对妇女的健康不好。” “我愿意留在这儿。来，让我们为我的工作干一杯吧。”她开始招呼她的仆人。 “你学会了，”斯考比说，“一个星期以前你还很怕他……”海伦·罗尔特的佣人端着一个托盘走进来，托盘上摆着酒杯、酸橙、水和一瓶没有打开的杜松子酒。 “这不是我同他谈过话的那个人。”斯考比说。 “不是，那个人走了。你同他谈话态度太凶了。” “所以又换了一个。”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万德，老爷。” “我从前见过你，是不是？” “没有，老爷。” “我是谁？” “你是很大的警察，老爷。” “别把这个人再吓跑了。”海伦说。 “你从前在谁那里？” “我在丛林地那边区专员佩倍尔顿家里，老爷。我是他的小佣人。” “我是不是在那儿见过你？”斯考比说，“我想我见到过你。你好好地伺候这位太太。她走了以后，我给你找个好差事。别忘了。” “是的，老爷。” “你还没有看这些邮票呢。”斯考比说。 “没有，我大概还没有看呢。”一滴杜松子酒落在一张邮票上，留下一个斑痕。斯考比望着她把这枚邮票捡了出去，他的目光落到她的后颈上——她的直撅撅的头发像小老鼠尾巴似的紧贴在上面，好像大西洋已经把她的体力永远吸干了。他望着她的一张凹陷的脸，他觉得，很多年以来，在同别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详宁静，这种心情他只是在露易丝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但是这一次情况并不一样，他对自己说，同海伦在一起没有任何危险。他比她大了三十多岁，热带的气候早已使他失去了欲念。他怀着悲哀、爱怜和无限的同情望着她，因为他知道，将来他绝对不可能带着她到各处走动，把这个她毫不了解的世界指点给她看。当她转过头来的时候，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样子看上去有些丑陋——孩子在发育过程中常常有一段时候就是这样丑陋。她的这种丑相好像是铐在他的双腕上的手铐。 他说：“这张邮票糟蹋了，我再给你弄一张来。” “啊，不用，”她说，“这没关系，我还是把它收在集邮簿里。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收藏家。” 对于美丽、娴雅、聪明的人，斯考比认为自己并不承担任何义务。这些人自己可以闯出一条生活道路来。只有这种没有人为之倾心的脸，这种谁也不肯偷眼斜睨的脸，这种不久就要习惯于呵斥和冷漠的脸，才需要他的真诚扶助。“怜悯”和“爱情”两个词人们一向用得不够严谨，很少有人对这种可怕的、混淆不清的感情能够体验得那么清楚。 她说：“不论什么时候，我一看到这块斑迹，就会想到这间屋子……” “那么，这张邮票就成了照片了。” “你可以把一张邮票抽出来，”她用孩子似的清晰、真切的声音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这里短了一张。”突然，她把身体转向他说：“跟你谈话我觉得非常舒服，我爱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我不怕得罪你。你不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觉得很安全。” “我们两个人都很安全。”他们被包围在一片雨声中，雨点以一定的节奏一刻不停地敲打着铁皮屋顶。她忽然热情地说：“我的上帝，你多么好啊！” “我不好。” 她说：“我有一种感觉，你永远也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她的话像是对他发出的一道命令，不论执行多么困难，他也要服从。她的手里塞满了他带来的这些莫名其妙的小纸片。她说：“我要永远保存着这些邮票。我永远也不用把它们抽出来。” 有人在门上敲了敲，一个兴高采烈的声音说：“弗赖第·巴格斯特来了。不是别人，是我，弗赖第·巴格斯特。” “别做声，”她低声说，“别做声。”她挽住他的胳膊，望着门，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微微张着嘴。他觉得她像是一只逃回自己洞穴中的被追捕的动物。 “让弗赖第进来吧，”那声音央求着，“大方点儿，海伦。是弗赖第·巴格斯特呀！”这人显然有些醉了。 她的身子紧紧靠着他，一只手拢着他的腰。当巴格斯特的脚步声走远了以后，她抬起嘴巴来，他们的嘴吻在一起。他们本来以为的“安全”，原来是化了装的敌人，它总是借着友谊、信任和怜悯的名义施展自己的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