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当今的美学真空（第2/3页）

无论自然主义这样做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答案其实就在自然主义最基本的形而上学假设中：作为现代哲学的副产物，最基本的假设就是反人类、反思维、反生活；作为利他主义的副产物，自然主义是对道德判断的疯狂逃避——一种有关怜悯、忍耐和饶恕的旷日持久的哭号。

文学的车轮不停地旋转着。人们今天看到的自然主义已经不是自然主义了，而是象征主义；对人的形而上学观点已然取代了纪实的、统计学的观点。但是这是带有原始恐惧的象征主义。根据我们现在所感受的观点，堕落代表了人真实、基本、形而上学的本质，而美德不能；美德永远都是意外、例外、出离于现实之外；因此，怪物可以表现人的根本性质，然而英雄不能。

浪漫主义也没有把英雄表现为统计学上的平均，而是把英雄作为人类最高、最优异的潜质的抽象，这涵盖所有人，所有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选择、在不同的程度上成为这样的一个英雄。由于同样的原因，使用同样的方式，然而却基于截然相反的形而上学假设，当今的作家没有将怪物表现为统计学的平均，而是把它作为人类最下贱、最邪恶的潜质的抽象，他们也认为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怪物，所有人本质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怪物——其实他们不认为怪物的性质仅仅是潜质，却是潜藏的现实。浪漫主义者的英雄“大于现实中的人”；而现在，怪物恰恰“大于现实中的人”，或者不妨这样说，人被描绘得“小于现实中的人”。

如果人坚持理性的哲理，包括坚信他们具有意志，那么这些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便能够引导他们、启发他们。如果人坚持非理性的哲理，包括坚信他们只是无助的傀儡，那么这些小说中的怪物形象便会让他们进一步地相信自己的看法；于是他们会觉得：“你看，我还没有那么糟嘛。”

把人描绘成可憎的怪物所带来的哲学意义和实际利益就在于对道德空头支票的追逐和需求。

现在来看看这样一个有趣的矛盾：主张集体主义的美学家和学者，认为每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都应该服从“大众”，认为艺术是“人民”的呼声——同一拨学者却恰恰对艺术中的一切流行价值观嗤之以鼻。他们视大众传媒和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招数就吸引了大批观众、并长久保持娱乐性的所谓“商业”艺术出品人如敝屣。他们要求政府补贴那些“人民”不喜闻乐见、不自觉参与的艺术形式。他们觉得任何在经济上成功的，也就是流行的，艺术作品都无可置辩地是三俗的、毫无价值的，同时那些不流行的艺术、失败的艺术都是伟大的——因为它们都晦涩难懂。他们断言，任何能够被轻易理解的事物都难登大雅之堂；只有不知所云的文字、画布上的涂鸦以及收音机里静电的声音才是教化的、智慧的、高深的。

某个艺术作品的广泛流行还是无人问津、票房的旺收还是失败当然都不是其美学价值的标准。任何价值——美学的、哲学的或是道德的——都不能通过数人头来计算；五百万法国人的判断也有可能和一个法国人一样愚蠢。但是既然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佬”认为经济上的成功就能够证明艺术价值会被认为是思维僵化的艺术寄生虫——而那些认为经济上的失败能够证明艺术价值的人又有何道理、是何居心呢？如果盲目相信经济上的成功是应该摒弃的，那么盲目相信经济上的失败又怎么解释呢？我相信各位读者都有自己的评判。

如果你还不清楚现代哲学和现代艺术将你引向何方，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身边由现代哲学和现代艺术所导致的各种征候。文学倒退回了工业革命前，回到了纪实的风格——有关“真实”的人的杜撰，比如说政客的、棒球运动员的以及芝加哥黑帮的，已经取代了舞台、银幕和电视上那些天马行空的虚构想象，成了主流——报告文学竟然也觊觎最受追捧的文学形式的地位。绘画、雕塑和音乐中，如今的潮流和模式也都与人类的蛮荒时期无异。

如果你反对理性，如果你宁愿相信江湖骗子的欺世之言，例如什么“理性是艺术的宿敌”，还有“理性的冷酷魔爪肢解了人类无拘无束的想象，并抛尸荒野”——我建议你注意以下的情况：通过拒绝理性，毫不掩饰地听命于自己脱缰的感情（或者不如说是幻觉），那些存在主义者、禅宗的佛门弟子、非客观的艺术家，均没有达到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幸福人生观，而恰恰陷入了天旋地转、天昏地暗的恐怖人生观。然后你可以再看一看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听一听威尼斯轻歌剧，告诉自己这些都是19世纪的残余——那是一个被理性“冷酷魔爪”肢解的世纪。那么你可以问一问你自己：哪一种精神认识论是对人有益的呢，哪一种是与现实的存在和人性的本质所契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