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尔·华纳德（第12/62页）

其他的事情就像传染病流行一样迅速而简单。他三十五岁时，美国的主要城市都有华纳德报纸，四十岁的时候，有了华纳德杂志、华纳德新闻影片和多家华纳德有限公司。

大量没有公布的活动帮助他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他没有忘记儿时的一切，没有忘记当年做擦鞋工时站在游船栏杆边所想到的一切——日益发展的城市给他提供了机会。他在没人奢望能增值的地段购买了房产，他违背众议——投入了几百美元却赚回几千美元。他用自己的方式购进了各种各样的企业。有时候，这些企业破产了，毁掉了与之相关的每一个人，除了盖尔·华纳德。他发动一场运动反对一家名声不好的电车公司的垄断行为，使得它丧失了专营权；而这个专营权却授给了华纳德控制下的一家更为声名狼藉的集团。他曝光了一个又一个准备垄断中西部牛肉市场的企图，给按他命令行事的一个团伙清理出了空地。

许多人发现年轻的华纳德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值得利用，都曾帮助过他。在被人利用这方面，他展现出令人迷惑的殷勤。然而在每一件事情上，人们最后都发现，被利用的是他们自己——就像当初替盖尔·华纳德购买《新闻公报》的人一样。

有时候，他会冷酷无情、老谋深算地花钱投资。用一系列无踪无迹的行动，他毁掉了许多重权在握的人：银行行长、保险公司总经理、船队队长等等。没有人知道他的动机。那些人不是他的竞争对手，他从他们的毁灭中也没捞到一点儿好处。“华纳德那个杂种到底想要什么？”人们说，“反正他不想要钱。”

坚持抨击他的那些人都陆续被赶出了自己的行业。一些人是几星期之后，另一些人是几年之后。有时候，对于一些凌辱，他会不加注意地宽恕；有时候，他会因为一句没有任何恶意的话语而让一个人垮掉。人们从来也搞不明白他将会报复什么，又将会原谅什么。

一天，他注意到，另一家报纸一名年轻记者的工作成绩斐然，于是派人去找他。那个记者来了，但华纳德谈到的工资待遇对他没产生任何作用。“我不会为你工作，华纳德先生。”他不顾一切地、认真热切地说，“你没有任何理想。”华纳德咧开薄薄的嘴唇笑了。“你不能逃避人类丑恶的一面，亲爱的。”他温和地说道，“你为之工作的老板有许多理想，但是他必须为钱而乞讨，听命于许多卑贱之人。我的确没有理想——但是我不用乞求。只有这两种选择，你要哪一个？”那个记者回了从前的那家报纸。一年以后，他来找华纳德，问一年前他的邀请是否还有效，华纳德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个记者从那时起就一直为《纽约旗帜报》效劳，他是华纳德的下属中唯一一个真心爱他的人。

爱尔瓦·斯卡瑞特，原《新闻公报》的唯一幸存者，和华纳德一起飙升。但是他不能说自己爱华纳德——他只是像华纳德脚下的地毯一样紧紧地依附于他，机械地为他效忠。爱尔瓦·斯卡瑞特从不讨厌任何东西，因此他有爱的能力。他精明机灵，工作能力强，有时天真得肆无忌惮，弄不懂什么是不道德。他相信自己所写的一切，相信《纽约旗帜报》上所写的一切。他可以连续两个星期坚守一个信念。对华纳德来说，他价值连城，他是公众反应的晴雨表。

没有人能说盖尔·华纳德是否有自己的私生活。他的业余时间与《纽约旗帜报》第一版的风格相似——只是这种风格被搬到一个大广场上，好像他仍旧在耍马戏，只不过是面对一群国王。为了某部伟大戏剧的上演，他不惜重金买下整个剧院——然后和他当时的情妇独自坐在空旷的礼堂里。他发现了一个不知名剧作家所创作的精彩剧目，就付给他一大笔钱，让这部剧目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演。在这仅有的一次演出中，华纳德是唯一的观众，脚本第二天早晨就烧了。当一位社交名媛请他为高贵的慈善事业出点儿力的时候，华纳德递给她一张签了名的空白支票，朗声大笑，坦诚地说道，她填进去的数额一定比他会填进去的要少。他替在酒吧里认识的一个身无分文的王位觊觎者买了巴尔干半岛的某种王位，不必操心以后会再见到他；他经常提到“我的侍者、我的司机、我的国王”。

晚上，华纳德经常穿着花九美元买来的一套蹩脚衣服乘坐地铁，到贫民窟的下流酒馆或赌场游荡，倾听公众的心声。一次，在贫民窟的一家廉价啤酒馆里，他听见一名卡车司机正在当众指责盖尔·华纳德是邪恶资本主义最坏的代表，唾液飞溅，语言下流。盖尔·华纳德同意他的说法，用那取自“地狱厨房”词汇表里的、只有他用过的词语帮腔。最后，华纳德拾起不知何人留在桌上的一份《纽约旗帜报》，从第三页上撕下自己的照片，粘上一张面值一百美元的钞票，递给了卡车司机，在谁都没来得及说话的时候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