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第3/4页）

《一月十六日夜》是安·兰德在美国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著作。它无疑是本书所含三部剧作中最成功的一个。它是其中唯一一部在安·兰德去世前发表的作品，也是唯一一部被搬上百老汇舞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安·兰德的创作中也是罕见的，如此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如此错综的情节，在安·兰德随后的创作生涯中越来越淡化。《一月十六日夜》在百老汇舞台上颇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安·兰德相当有创造力地让观众可以与演员互动，并且最终决定女主角的有罪抑或无罪。故事的发展当中，原告、被告双方的证据被刻意地平均，所以依照不同证人的证词，故事在不同的节点上分出枝杈，形成了许多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有其可信之处。对于这个故事，文学评论家存在着很多争议。基于浪漫主义的本质，尽管故事的一个版本当中涉及比约恩·福克纳卷款逃跑的情节，译者还是倾向于少去看一些它的现实意义，例如资本家该如何兑现对投资者的承诺种种。根据安·兰德在她自己所作的序中的说法，她展现了两个集团和两种世界观的对立，而她这样做的原因是她要为像比约恩·福克纳一样的伟人辩护。安·兰德认为社会对于他们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大众不能由于他们的伟大，就把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当作罪恶。法庭在大财阀比约恩·福克纳坠楼身亡的背景下开庭，出庭的每一位证人都与比约恩有着很近的关系，他们中有他的情妇、夫人、岳父、守门人。然而现在大财阀命丧黄泉，法庭上却没有人是悲痛的，有人在瓜分他的财产，有人在为自己辩护，有人在算计着鬼主意。安·兰德或许只是想呈现出这样的场景，它完完全全地不同于我们的现实世界，但又那么相似。凯伦·安德列不爱比约恩·福克纳（尽管他们在剧中同属安·兰德希望为之辩护的集团），比约恩·福克纳也不爱他的夫人。无论故事是哪个版本，这都是一个利益链条驱控着的世界，也是社会律条对战个人膨胀的世界。安·兰德把决定权交给了陪审团，她让观众用分析来戳破层层迷雾，这个过程在她日后的哲学体系里，就是一种“理性”。

《理想》的故事模式没有《一月十六日夜》那样自由和流畅，它不像是故事，而像是语录式的哲学著作。这与《阿特拉斯耸耸肩》十分类似，所以它的内容被公认为安·兰德小说的前奏。安·兰德在《理想》中塑造的经典人物，几乎在她的其他作品中悉数登场。同时，《理想》传达出的观念也极端复杂，每一幕的格式几乎是在重复，但是又因为场景的变化而各异。从序幕到第二幕的最后一个场景，在八个不同的房间里，凯伊·贡达，那个万众瞩目的女神，被无数次背叛。凯伊·贡达所象征的就是人的“最高价值”——自我实现。所以如果一个人背叛了凯伊·贡达，他就永远不能达到每个人的灵魂中都希冀的“最高价值”。每一个场景当中，都有社会的另一个元素，将这个“最高价值”击倒在地。《理想》写于《一月十六日夜》之后，显然，比约恩·福克纳的形象在安·兰德心中尚未散去，所以《理想》中的凯伊·贡达也是一个和比约恩·福克纳类似的人。因此在思想层面上，《理想》与《一月十六日夜》是共通的——当一个安·兰德塑造的“人”面对现实社会，却被社会公众拒绝和狙杀。这是一种极好的预见，因为安·兰德在这些剧作完成后的几十余年中，就遭遇了如同凯伊·贡达一样的经历。但是安·兰德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她不可能屈服于社会的律条，她必须追求她的“最高价值”，而不被任何其他的因素所干扰。

《三思》是一个典型的二十世纪侦探故事，不过安·兰德塑造的各个人物充满了她惯用的对立。布雷肯里奇先生的死，在剧中的象征含义，是他对于利他主义和个人权利的漠视，安·兰德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由围绕在布雷肯里奇先生周围的人物说了出来。情节中充满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例如布雷肯里奇先生要把发明献给全人类，而英格尔斯则要用它来赚钱，这两者所象征的两大意识形态不必多谈。黑斯廷对于它们的判断也是相当精辟的：世上最可怕的东西不是渴望金钱，而是大声叫喊着自己对金钱的鄙夷和自己是多么地愿意为他人奉献。瑟奇印证了这一点，那个最喜欢强调自己毫不在乎个人利益的人，反而是那样一副嘴脸。安·兰德聪明地把瑟奇描绘得相当无辜，然后再让他的一切伎俩暴露出来。《三思》也是以安·兰德的哲学作为出发点的，她希望证明在很多的时候利他主义都是一个善意的面具。就像剧中的孩子比利认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把帮助别人视为自己的终身使命，那么他就必须找到需要帮助的人，甚至制造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的循环最终会导致信仰利他主义的人开始谋求对别人的控制，把他人作为工具看待，而不是独立的人。和其他两部剧作相比而言，《三思》的人物矛盾是最激烈、最泾渭分明的，谋杀案也唯一一次被搬上了前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安·兰德对于理性和利己主义的信仰是不断加强的，这样的思想最终在《源泉》中爆发了出来。然而，事实上，《三思》的暗示似乎也相当骇人，因为渴望自由的人不得不除掉独裁的布雷肯里奇先生，来追求他们个人的实现。如此的激进做派，也为安·兰德招来了不少反对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