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擦拭玻璃杯（第3/5页）

我最喜欢的顾客是那些出门做生意的，但也不是所有这些商人。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个。这个代理商是个特大号胖子。他第一次来到我们旅馆时，我连忙跑去找我的老板。我当时那副慌张的样子，使我的老板吓了一跳：“出了什么事？”我说：“老板，这儿来了个吓人的大胖子。”于是，他跑去看了一下。果然，这么胖的人我们还从没见过。老板表扬我及时反映了情况。于是专门给他挑了个房间。这胖子睡的是一张特别的床，床底下还加了四根柱子，外加两块厚木板撑着。那人在我们这儿过得可舒坦了。他还带了个脚夫，这名脚夫背上总背着件什么重东西，就像火车站上的搬运工，扛着一件用行李带捆着的重型打字机之类的玩意儿。晚上，那代理商总要在餐厅吃晚饭。他的吃法可不一般，先拿一份菜谱看一眼，仿佛什么也挑不出来，然后说：“除了这些酸味肺以外，其他的都给我上一份来。一道一道上，等我吃完第一道菜，你就上第二道，直到我说够了为止。”他总要吃上十来道。等他吃饱后，沉思一会儿说，他还想要吃点儿东西磨磨牙。先要了一百克匈牙利香肠。接着又像生气似的，抓起一大把零钱往大街上一扔，然后，又气鼓鼓地坐下来。餐厅里的包桌常客彼此看一眼，又瞅一眼我们经理。经理只得站起来，鞠个躬对那胖子说：“先生，您干吗要扔掉那些零钱啊，它又不碍什么事？”那位代理商说：“既然你们，作为这个大旅馆的老板，每天差不多都扔掉十克朗，凭什么我就不能扔掉那些零钱呢？”经理回到那些常客们的桌旁，将那代理商的话转告了他们。这些人听了更觉得不可思议。于是，经理又决定回到胖子那里去问个明白，“您扔自己的零钱那不碍事，您爱怎么扔就怎么扔好了，可是您怎么说我们旅馆每天都要扔掉十个克朗呢？”那胖商人站起来说：“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向您解释清楚。我能到您厨房里去一下吗？”经理点一下头，用手指着厨房的方向。等胖商人进到厨房里，我听见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冯伯克尔公司的代理。请给我切一百克匈牙利香肠好吗？”经理便给他切了，称了，放到一个碟子里。我们大家都吓坏了：他这不是在检查我们的分量够不够数吗？可是那胖商人却拍了一下手，他从屋角落里将他那个脚夫叫出来，拿出那件用小台布盖着的东西。这玩意儿看去像辆小纺车，但又不是。他的脚夫走进厨房，把他那架玩意儿摆到桌上。那代理商将盖在上面的布一扯，亮出一架漂亮的红色器具，一个圆而扁平的亮闪闪的锯子，锯子绕着轴呈旋转形。轴的尾端有一个曲柄和小把儿，还有一个旋转扣。那胖商人得意地看着他这部小机器，“听我说，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是天主教教会，它所买卖的东西，谁也没见到过，谁也没摸到过，到底价值多少谁也搞不清，这就是那上帝。世界上第二大公司便是所谓的国际公司，这个你们也有了。而这，是一部在全世界使用的小机器，这是一个计款器，如果您整天都能正确地按动这旋钮，到晚上它就能帮您把一天的收支算出来，这就是我所代理的世界上第三大公司。”

“冯伯克尔公司生产的秤，行销于全世界，在赤道上或在北极。我们还生产各式切肉切香肠的机器，这种机器的奥妙在于……”他先要了根匈牙利香肠，把香肠皮撕下来搁在秤上，一只手摇动着曲柄，另一只手按住切香肠的转刀，装肉片的盘子里便会堆起一片片切好的香肠，肠片堆得很快，仿佛已经切掉整根香肠，其实那根香肠并没有切掉多少。代理商停止了摇柄，他问我们，估计大概切了多少克。经理说：“一百五十克。”领班说：“一百一十克。”“你认为呢，小毛孩？”他问我。我说：“八十克。”经理立即揪我的耳朵，并对这代理商一个劲儿地赔不是说：“这孩子小时候在他妈妈喂奶时，掉到地上摔伤过脑袋。”可是那位代理商却摸摸我，对我温柔地一笑说：“这孩子猜得差不离。”于是，将切好的香肠往秤上一扔，秤上指示为七十克。大家彼此交换个眼色，纷纷靠前围到那神奇的小机器旁边。谁都明白，这架小机器能带来利润。等我们让出一条路来时，那胖代理商抓了满满一把硬币扔到煤堆上的木箱里。他一拍手，他那个脚夫又提来一个包裹，用个罩子盖着，像我奶奶的圣母马利亚神盒。等他把罩子一揭开，里面放着一架秤，就像药铺里用的那种最多能称一公斤的秀气的小秤。那胖代理商说：“瞧见吗？诸位，这秤准极了。我对它呵一口气，它就能指示出我这口气有多重。”他吐一口气，果然，那秤的指示针便动一下。他将切好的香肠片往上一放，秤上指示为六十七点五克。很明显，前面那架秤称出来的肠片分量多出二点五克。代理商在桌子上算了一下，然后又把那数字涂掉说：“您一个礼拜如果卖十公斤匈牙利香肠出去，这架秤就能给您省出一百个二点五克香肠来，这也就几乎是半根匈牙利大香肠。”他说着，手握拳头撑在桌面上，脚尖着地，脚跟儿微微抬起，得意地笑着。经理忙说：“大家都走开，我们这里要谈生意哩！您把放在这里的东西都给我留下，我都要买下来。”“这是我的样品。”代理商说。他指一下他的助手，接着说，“我们带着这些东西在克尔科诺谢山脉一带的各个小旅舍转了一个星期。我们几乎在每一个像样的旅舍都卖掉了一架切香肠的小机器，一架秤。我把这两件东西当做税款储蓄器，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位代理商大概比较喜欢我，我使他回忆起了他年轻的时候。他每次抚摸我的时候，总是笑得那么亲切，有时甚至还掉眼泪。他时不时让我给他往房间里送矿泉水。我每次去他房间，他总是穿着一套睡衣躺在地毯上，他的大肚子像一只大桶摊在他的身旁。我挺喜欢他这个样子，他也根本不为有这么个大肚子而感到不好意思。恰恰相反，他有时把肚子挪在前面，像挂着一块面对全世界的广告牌。他常对我说：“坐下，孩子！”又对我微微一笑，温柔得不像我爸倒像我妈，“你知道，我也跟你一样，这么大一点儿就开始闯世界了。在科列夫服饰公司。啊！我的孩子啊！直到今天我还在想念我当时那位经理哩！他总是对我说，‘一个正经商人总有那三件宝：不动产，店铺和储存物资。要是储存物资没了，那你还有店铺，要是储存物资和店铺没有了，你至少还有一份不动产。这个谁也无法从你这儿拿走。’可是，有一次我被派去取梳子，很漂亮的骨头梳子，总共值八百克朗。我把这些梳子驮在自行车上的两个大提兜里。你拿糖吃吧！拿吧，拿吧！樱桃巧克力的。我正推着这辆驮着两口袋梳子的自行车上山坡，这时有个乡下娘们儿骑着自行车赶到我前面去了。她到了小山坡上的林子里就停下来。等我推着车到了那里，她瞅我一眼，目光那么咄咄逼人，弄得我都不好意思地垂下了眼皮。她抚摸我一下说，‘咱们一块儿去摘覆盆子吧！’我于是放下自行车，她那辆女车压在我的车上。她拉着我的手刚进到第一堆灌木丛里，还没等我明白过来，她便压在我的身上，我算是被她弄到手了。我想起了我的车，我的梳子，我立即跑掉去拿我的车。那时，女车的后轱辘旁都有这么个网子，带色儿的，就像通常罩在马头和马脖子上的那玩意儿。我一摸那梳子，还好，全在。我算松了一口气。可是，那娘们儿又走过来，见我没法将我的车子从她的车子底下取出来，便对我说，‘这就说明，我们还不该分手。’我可是怕她了。吃那糖！这叫牛轧糖。我们又一块儿来到一片小森林，这回她将车子放在地上，我的车子压在她的车子上，我也翻身压住她占了她的便宜。记住，孩子！只要你有办法，有本事，生活就能变样。唉！不过你该去睡觉了，明天早上你还得早起，知道吗，孩子？”他举起瓶子，咕嘟咕嘟一饮而尽，我还听见矿泉水在他肚子里咕噜的声音，仿佛屋檐上排水管的雨水正滴到贮水池里。当他一转身，侧身躺着，肚子里的水也滚到了侧过去的这一边，构成新的水平面。我可不喜欢那些自带食物、人造黄油的厨房用品商。他们随身带着食品，在房间里吃饭。有的甚至还随身带着酒精炉，在房间里煮土豆汤，把土豆皮扔在床底下，还让我们免费给他们擦皮鞋。他们离开饭店的时候，只给我一个广告纪念章当小费。我还得帮他们把装酵母的盒子搬到汽车上。这是他们从所代理的批发商店拿的，顺便拿出来卖卖。有的商人随身带的箱子多极了，仿佛把他们打算在一个星期内要卖掉的商品都带上了。可是有些人压根儿什么也不带。对这种人我很感兴趣。他们来的时候没带箱子，我想他们拿什么做买卖呢？他们带的东西往往使我大吃一惊。例如，有一个是办理包装纸和纸口袋订货单的，他的样品只需塞在一个上衣口袋里。还有的随身带个公文包，里面装着像空竹之类的小玩具和订货单。他们走遍全城，边走边玩，进了商店还接着玩他的玩具。这时，玩具与服饰品小店的老板便顾不上去跟别的小商品代理商和顾客打招呼，像梦游似的直奔空竹那儿，问销售人可以供多少货。那代理商答应他能供十二打，两人一商谈又添了几打。在别的季节里，代理商或者带上一只皮球，不管在火车上、街上或者进到哪家商店，他们又是踢又是抛的，走到哪儿玩球玩到哪儿。店老板就像吃了迷魂药似的直朝这球走去，目光追着这抛上抛下的球看个没够，然后便问能供多少打货。这种季节的代理商我不喜欢，领班也不喜欢他们。他们都是些急性子，一些所谓火烧屁股的人。他们一进旅馆，恨不得马上吃饱，不付钱便从窗口溜出去，有几次还真是这样……可有一位在我们旅馆里睡过一觉的橡皮王却非常可爱。他是销售橡胶材质的各样商品的，是普里麦罗斯公司的代理商。他每次来都有点儿什么新闻，包桌上的常客总爱把他请到他们桌上去讲点什么，因为他总有一些这个听了不高兴那个听了心欢喜的事儿。这个代理商向大家散发各种颜色和型号的避孕套，对我这个小学徒也不例外。我也挺讨厌那些包桌常客。他们在街上装成一副高贵相，可一坐到饭桌旁，便像小猫，甚至猴子一样地撒欢儿，十分淫秽和可笑。那个橡皮王一来，就将普里麦罗斯公司的产品偷偷塞到人家的馒头片下面。等客人一翻馒头片，不禁笑得死去活来，因为不出一个月，别人也会遇上同样的情况。大家都乐意这样恶作剧闹着玩。有一位名叫希夫诺斯特克的先生，他有一个生产假牙的公司。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把几颗假牙或者一整板牙齿扔进人家的啤酒里。可反过来，他却在自己的杯子里喝到了他销售的假牙，这是他曾经扔到人家的咖啡杯里的，是他的邻座把他们的咖啡杯调了个个儿。有一回，兽医往希夫诺斯特克先生背上猛击了一拳，打得他的假牙掉到桌子底下。希夫诺斯特克先生还以为这是哪个厂里拿出来卖的假牙，便往假牙上踩了一脚，后来才知道这是按照他的牙床专门定做的牙齿。这一下可把修牙技师史罗塞乐坏了。他擅长快修，干这一行挣得也最多。所以每当人们开始猎野兔野鸡，他的赚钱季节便来了，因为狩猎之后猎手们便要开怀痛饮一番，好多猎手醉得连假牙都吐出来或者弄断了，于是史罗塞先生就白天黑夜地给他们修牙，好让他们的老婆不至于发现，或者让他们在家人面前瞒上三五天。可那橡皮王带的完全是另外一类商品。有一次带的是所谓“寡妇乐”。我一直没弄明白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因为它被放在一个像装黑管一样的乐器盒子里。只要把盒子一打开，那“寡妇乐”便会围着桌子转，大家兴奋得狂呼乱叫一气，然后又立即将它关进盒子递给下一个人。我虽然一直在给他们送啤酒，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它怎么能逗乐我们的寡妇们。有一次，橡皮王带来一个橡皮女郎。正赶上冬天，大家都坐在厨房里，夏天通常坐在保龄球场馆或者用门帘隔着的窗子旁。一听橡皮王关于那橡皮女郎的一番介绍，大家不禁哈哈大笑，可我根本不觉得好笑。每个坐在桌旁的人都能拿到这橡皮女郎，可是只要一到某个人手里，那人便马上变得严肃，不好意思地红起脸来，并立即把它交给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而橡皮王却像在学校讲课一样地大肆宣讲着：“这是最新产品，床上的性用品，一个名叫多情佳人的橡皮木偶。跟这多情佳人在一起你可以随心所欲。她几乎像个活人，也跟一个成熟的女孩儿差不多一样大小。她有激情，能跟您亲热，全身暖乎乎的，又美丽又性感。成百万男人都在等待着这位橡皮做的多情佳人，一位用他自己的嘴吹起来的多情佳人。这位用男人的气吹成的女人反过来又能使男人们阴茎勃起，给他们自信、力量和难得的满足。这位多情佳人，诸位，是用特别的橡皮制成的。两腿之间各个部位都是照着女人之所有来设计的。用电池发电可以让她做出各种温柔与刺激的动作，能使男人的快感达到高潮。”在座的客人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着这橡皮女郎，每次都由各人自己将她吹起。在将它递给下一位之前，橡皮王便把橡皮女郎体内的气放掉，让接手的人亲自将它再次吹起。别的人便鼓掌，大笑，简直等不及轮到自己来吹它。厨房里一片欢腾，女账房直摇头，坐立不安，仿佛每次被人吹气的是她。他们就这样狂呼乱叫直到半夜。当然，在这些旅客中也还有一个做着其他生意的人，但这个人做的生意更实际，是巴杜比采一家制衣公司的代理商。我们那位一天忙到晚的领班先生是通过军队认识他的，是领班曾经接待过的一位中校介绍他认识这个人的。这位代理商每年来我们这儿住两次。我见过他，但记不清了。他先量过我们领班的裤子，然后让他只穿一件衬衫和小马甲，用一条仿羊皮纸尺子量他的前胸、后背、腰围和脖子，然后在纸带上标明尺寸，比着领班的身体裁剪，仿佛就是用这些纸条来给他缝燕尾服似的。他身边没带布料，只是将这些纸带编上号，仔仔细细搁到一个纸口袋里，封上，在上面写上我们领班的出生日期，当然还有他的名字和姓。他收了领班的订金后对领班说，他什么心也不用操了，只等着燕尾服寄到时付款便是。领班也用不着去试衣服，因为他只在这个公司缝燕尾服，而且他确实没时间。我后来听到一些情况，那是我特别想问而又不敢问的，即这事儿后来是怎么安排的。那代理商自己说了。他把订金放进胸前小兜里，轻声地讲述着：“你们知道吗？这是我们老板想出来的一项改革，全共和国乃至于全欧洲全世界的一项改革，即：军官们，演员们，所有像您，领班先生一样时间很少的人，对这些人我完全可以到他们这里来量好尺寸并把它寄到车间。那里的人便拿着这些纸条围在一个人体模型上，这模型里面是个橡皮口袋，它可慢慢地胀大，大到正好合乎这些纸条的尺寸。这些纸条因为抹了速干胶，很快就能变硬。等到把这些纸条取下来，您的充了气的身体模型便会飘到房间的天花板那儿。这人体模型上面拴了一根小绳儿，就像妇产医院的每个婴儿一样，免得弄错了，或者像布拉格医院太平间里的尸体那样也拴个条儿，免得火化时弄错。时候一到，就把相关的那个人体模型放下来试衣服，试制服。定做的衣服要根据订单来反复修改与试穿。一般要试三次，拆了线再缝，可连一次也不用真人来试穿，而是靠这个充气的橡皮假人来代表。一直到完全合体，可以放心将燕尾服寄给订货者本人，找他付款为止。这些服装通常都很合身，除非这顾客后来发胖了或变瘦了。遇到这种情况，公司的代理商又可来为你重新量体，看看胖了或瘦了多少，一切都可利用那充气模型变大缩小来加以修改，或者另缝一件新的燕尾服或者军外套。在顾客去世之前，这公司里总有他的充气躯体飘在天花板那儿，总共有好几百种颜色不同的充气躯体。一进公司的门，就可按照职位高低来找到各自的躯体模型。都一级一级分类放着哩！分将军部、中校部、上校部、队长部、大尉部、领班部，还有其他穿燕尾服的人。只要一来人，拽一下绳子，你的那个充气躯体就会像小孩们玩的气球一样被拽下来。假如有人刚不久来缝制、修改过外套或大衣，你就能准确地知道这人的身材是个什么样儿。”这使我感到很不自在，因为等到我要参加服务员转正考试时，也要到这个公司来缝一套新燕尾服，我的充气躯体也将挂在公司的天花板上，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后来，我还经常做梦，梦见飘在巴杜比采制衣公司天花板上的不是我那充气的躯体模型，而是我自己。有时候我又觉得，我正飘在我们金色布拉格旅馆的天花板上。一天半夜，我给冯伯克尔公司的代理商，就是那个卖我们小药秤、香肠切片机的人送矿泉水到他房间里去，我连门也没敲便进去了。这位代理商正坐在地毯上，跟平常一样，他一吃饱肚子就进房间，换上睡衣，盘坐在地上。原来我还以为他在玩扑克或者给自己算卦哩！可他却在满心欢喜地微笑着，像个孩子那样兴致勃勃，在地上一百克朗挨着一百克朗地摆他的钞票。他已经摆满了半张地毯，可还远远没够，于是他又从皮包里掏出一包钞票来接着往下摆，仿佛地毯上画了条线让他照着摆似的摆得那么直。摆完一行之后，他便心花怒放地欣赏着这些一百克朗一张的钞票，甚至高兴得拍一下他的胖手掌，然后又像一个天真的孩子用两只手摸着自己的脸，干脆捧着自己的脸，欣赏这些钞票。随后，他又接着往下摆。要是有哪张钞票摆反了或者没摆平、翘起来，他便把它翻过去，让所有的票面一个样儿。我站在那儿，吓得不敢咳嗽也不敢离开。这些钱就是他的全部财产啊！这一块块完全相同的“铺地小瓷砖”，尤其是这巨大的热情，这藏在心中的欢乐，也为我美好的前程敞开了大门。因为我也跟他一样喜欢这些钱，可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儿。在我眼前立即显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我将自己挣来的所有的钱，虽然眼下还不是一百克朗而只是十克朗一张的，也像他一样一张挨着一张铺在地上，那该多来劲啊！我看着这个穿着条子睡衣的、孩子气十足的胖子，便明白了，也看到了我未来的任务。总有一天，我也要这样关起门来，或者忘记关门，坐在地板上摆出这显示我的权利和力量的图画，一幅的的确确使我快乐的图画。有一次，我还真的这么做了，诗人东达·约德看了大为惊讶。这位东达·约德先生在我们旅馆住过，他除了写诗还会画画儿，所以经理跟他结账时还要了他一张画儿。他在我们小镇上出了一本诗集，名叫《耶稣基督的一生》，虽然是自费出版的，可他将全部印出来的书都搬到他的房间里，一本挨一本地摆在地板上。他一会儿脱下大衣，一会儿穿上大衣，被这耶稣基督弄得有些神经质。整个房间都摊满了他的这些白净的书。等到摆不下了，便往房门外扩张，一直摆到走廊那儿。他重又脱下大衣，过一会儿又将它穿上，一切视他出汗的情况而定。有时他只把衣服披在肩膀上，觉得冷了，又穿上袖子，过一会儿又立即将大衣脱掉。有两小团棉花还老从他的耳朵眼儿里掉出来。他也是一会儿将它塞进去，一会儿将它掏出来，根据他是否想听见周围世界而定。这位诗人老是宣称要回到乡村小木舍去。他除了克尔科诺谢山区的小木舍，别的什么也不画。他开口便谈作为艺术家的诗人的任务是寻找新人。住在我们这里的客人们都不喜欢他，或者说虽然还喜欢他，但总爱逗他，拿他来开开心。这位诗人在旅馆里不仅爱一会儿脱衣一会儿穿衣，而且爱一会儿脱鞋一会儿穿鞋，一切根据他的情绪来定。为了寻找他的所谓新人，也五分钟变换一次情绪，随即脱掉或穿上他的胶皮套鞋。旅馆里的客人们见他脱下了套鞋，就往套鞋里倒点儿啤酒或咖啡。客人们都边吃东西边注意地瞟着他。等诗人一穿他那套鞋，啤酒或咖啡就从他鞋子里流出来。他气得冲着整个旅馆大声吼道：“你们这些该死的、可恶的无赖！该遭报应啊！”接着，还眼泪汪汪的，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幸福得流泪了。因为他把人们往他的胶皮套鞋里倒啤酒，看做是一种对他的关注，他觉得这座城市还算把他放在心上。虽然没有对他表示敬意，但还是把他当做一个年轻人来平等相待的。最糟糕的是，当诗人把脚伸进套鞋时，套鞋被钉子钉住了。他想再回到餐桌都不能，差点儿没摔倒，好几次要摔都幸好用手撑住。那套鞋被牢牢地钉在地板上。他又骂了通：“你们这些该死的、可恶的无赖！”可很快又原谅了他们，向他们推销一幅小画或者一本诗集。他为了糊口，很快就把它推销掉了。他这个人实际上并不坏，恰恰相反，我常常觉得，他像“白天使”杂货店门上方的天使雕塑一样悬挂在整个城市上空，这诗人似乎悬在小镇的上空，拍打着翅膀。他真的有这翅膀，我甚至看见了，只是害怕去问教长。当诗人忽而脱下忽而穿起他的上衣，他漂亮的脸俯向着那一小块纸片，趴在我们的桌子上写诗时，我看到他那天使般可爱的侧面。他一转身，头上便升起一个光圈，一个相当普通的光圈。那脑袋周围一圈紫色火苗，仿佛普里莫斯牌炉子上的火焰，仿佛他脑袋里盛着煤油，而脑袋上咝咝响着的光圈在闪闪发亮。他漫步走过广场时，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们这位客人那样优雅地拿着伞，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位诗人那样潇洒地将上衣披在肩上，没有一个人像这位艺术家那样合适地戴着软帽，尽管塞在他耳朵里的白棉花球时不时掉出来，尽管他在走过广场之前来来回回脱穿了五次上衣，摘了又戴十次帽子，仿佛在跟什么人打招呼。其实他跟谁也没打招呼，只跟集市的老婆婆点头问好，这就是他所寻找的所谓新人。每逢刮风下雨，他总要买上一罐肚丝汤和面包，亲自去送给这些冷得发僵的老婆婆们。他端着汤罐儿走过广场时，那简直不像端的汤，而是为这些老婆婆们献上自己的心，肚丝汤里的一颗人心，或者说把他自己的心剁碎，放上洋葱辣椒做成的汤，像牧师捧着圣饼盒或者圣餐去赴临终礼。这位诗人就这样两手替换端着这罐子，自己感动得眼泪汪汪。多好的一个人啊！他虽然在我们这儿赊着账，可却还为这些老婆婆买汤喝。不是为了让她们暖和而已，而是让她们知道：他，东达·约德想着她们，与她们同甘共苦，把她们当成自己，当做他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这种将爱奉献给亲人的思想立即在现今而不是死后付诸行动……他将他的新书摆满一地，一直摆到走廊上的那一次，有位清洁女工正提着一个桶从厕所出来，一脚就踩在《耶稣基督的一生》的封面上，可约德没有冲她大喊“该死的、可恶的无赖”，而是将踩脏的书放在原处，上面那个像男人踩的大脚印就算是他的签名，他将耶稣连同脚板印一起以十克朗、十二克朗卖掉了。因为这书是自费出版的，所以只印了两百册。布拉格天主教出版社答应约德出版一万册，于是他整天都算计着这一万册怎么卖，反反复复脱掉和穿上他的大衣。又因为人家用钉子钉住他的胶皮套鞋而摔了三次跤，这些事儿我都差不多忘了；他还每隔五分钟往嘴里撒一种什么药面，跟个磨坊师傅撒面粉一样。又仿佛撕破了面粉袋，弄得胸前膝盖上全是白粉。还有一种治神经衰弱的什么药水，他直接拿着瓶子喝，嘴唇上像嚼了烟丝一样留下一个黄圈儿。他就这样不停地喝着药水吞着药面，所以他每隔五分钟就热得出汗，然后又发冷，颤抖得连桌子也晃动了。木匠师傅测量了一下这《耶稣基督的一生》盖住的房间、走廊有多少米。东达后来又计算一通，说等那一万册书印出来，他若将它们摆在地上，就得摆满从恰斯拉夫城通到赫什马诺夫姆尼什采的整条公路，或者盖住我们镇上的整个广场和老城区的所有大街小巷。我也被这些书弄糊涂了，心想我在我们镇上走动时每步都得踩在这些书上呀！我知道，能在街道地面上一万次地看到自己的名字和《耶稣基督的一生》，那种感觉一定很好。为这个，东达可是欠了一屁股的债。印刷厂的女老板卡达娃太太走来，没收了东达的全部《耶稣基督的一生》，叫两名伙计用装内衣的筐子将它们搬走了。卡达娃太太说，实际上是大声嚷嚷：“《耶稣基督的一生》搁在我的印刷厂里，八个克朗给你们发行一本。”东达于是又脱下外套，喝一口治神经衰弱的药水，大声喊着：“你们这些该死的、可恶的无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