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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什么例子吗？”

“有很多。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说给你听。”

帕特里奇已经开始考虑要为全国晚间新闻传回报道了。他本来打算等周六丽塔·艾布拉姆斯和编辑鲍勃·华生到了之后，一起为周一的节目制作一条新闻。帕特里奇希望能把塞尔吉奥·乌尔塔多和其他人的原声片段加入其中。

接着他问道：“你说过民主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夸张说法还是完全属实？”

“不仅属实，而且对于这里的很多人来说，民主是否存在对他们的生活一点儿影响也没有。”

“这可是猛料啊，塞尔吉奥。”

“只不过是因为你的观点太受限了，哈里。美国人把民主看作包治百病的良方，只要按照药方每日服用三次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就认为民主在全世界也是有效的。天真的美国人忘记了要想让民主发挥作用，那么大多数民众就必须有各自值得守护的东西。总体上讲，大多数拉丁美洲人都没有。当然，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好吧，我认可你说的。为什么呢？”

“包括我们在内，在全世界深陷困境的地区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还有就是无知绝望，而且大多没有工作的穷人。第一种人有节制地生育，而第二种人就像苍蝇一样生育，人数越来越多——就像一颗随时准备毁灭第一种人的定时炸弹。”塞尔吉奥轻描淡写地指了一下身后说，“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有办法解决吗？”

“美国本来可以解决的。不必动用军队和金钱，而是把避孕技术团队派到全世界，就像肯尼迪当年派出和平队一样。哦，虽然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控制住人口增长就可以拯救世界。”

帕特里奇质疑道：“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

“如果你指的是天主教的话，我要提醒你，我自己就是天主教徒。我也有很多天主教徒的朋友，他们德高望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家境殷实。奇怪的是，大部分人的子女都不多。我问过我自己：难道他们抑制着自己的性欲吗？在了解过双方的情况后，我确定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有人甚至坦率地否定关于避孕的宗教教义，顺便说一句，这只是人为制造的教义。”他接着说，“在美国人的带领下，反对这条教义的呼声会越来越高。”

“说到坦率，”帕特里奇说，“你愿意在摄像机前把我们刚刚说过的内容再重复一遍吗？”

塞尔吉奥摊开双手说：“我亲爱的哈里，为什么不呢？也许我在美国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言论自由的热情。我在节目中，一向是畅所欲言，虽然有时我也想知道，他们还能让我继续干多久。政府和‘光明之路’都不喜欢我说的话，而他们都有枪和子弹。但是人不可能永生，所以没问题，哈里，我会帮你的。”

帕特里奇禁不住暗自承认，在眼前肥胖的身躯之下，是一个有原则、有勇气的人。

在到达秘鲁之前，帕特里奇就已经知道，确定人质的位置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装作一般的电视新闻记者，和认识的联系人见面，寻找新的联系人，然后搜寻线索，四处采访，同时期待着一些能带来线索的信息片段出现，最终找到人质被囚禁的地方。

在那之后，当然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怎么去救他们？那就是到时候才要面对的问题了。

帕特里奇觉得，除非碰巧有突然的进展，否则这个过程将会是困难、缓慢而令人厌烦的。

按照电视记者的常规做法，他接着来到了恩特尔，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利马市区的全国性的电信公司。恩特尔将成为CBA与纽约总部联系的基地，包括卫星传输。其他美国电视台的摄制组来秘鲁工作一两天时，也会使用相同的设备。

维克托·韦拉斯科是恩特尔的国际经理，费尔南德斯·帕布尔之前已经与他联系过了。这位经理大约40多岁，头发花白，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表情。韦拉斯科的心思显然还在其他事情上面，他对帕特里奇说：“本来是很难找到地方的，不过我们为你们的编辑和设备准备了一个单间，我们已经设置了两条电话线路。你们的人需要使用通行证……”

帕特里奇意识到在秘鲁这样的地方，政客和军队首领都是趾高气扬，赚得盆满钵满，而像韦拉斯科这样低调的经理，尽职尽责，常常劳累过度，却得不到相应报酬的人，才是真正推动国家运转的人。帕特里奇拿出在酒店套房里装好的1 000美元的信封，小心地递给对方。

“一点儿小心意，麻烦你了，韦拉斯科先生。我们离开之前会再来见你的。”

韦拉斯科一时间有些尴尬，帕特里奇怀疑他会不会拒绝。当韦拉斯科看到信封中的美元时，他点点头，把信封放进了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