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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格拉纳达

重重阴影投在埃尔巴瑞尔咖啡馆墙外的广场上，米格尔的声音越来越低，渐至于无。索妮娅几乎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她为米格尔讲述的一切震惊不已。

“可这么多不幸怎么会降临到同一个家庭？”她问。

“并不是只有拉米雷斯一家有这种遭遇，”米格尔答道，“这并不罕见。一点也不。每一个共和派家庭都遭受了这样的痛苦。”

米格尔的体力似乎在渐渐衰退，但在给索妮娅讲述这些往事时，他不知疲惫。索妮娅现在再看这间咖啡馆，感觉完全不同了。那些人遭受的苦难似乎仍在这里徘徊。

老人连续讲述了好几个小时，但故事仍然遗漏了一部分，也是她最为好奇和想知道的部分。

“那梅塞德丝的遭遇呢？”她问道。墙上高悬在他们头顶的舞者照片，不断提醒着她为什么要坐在这里。

“梅塞德丝？”他的声音听上去很茫然。于是索妮娅担忧了一会儿，也许这位乐于助人的老人已经忘记了她的存在。“梅塞德丝……是啊。当然了。梅塞德丝……好吧，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与家人一直没有联系，因为信件会牵连无辜，她觉得母亲承受的怀疑恐怕够多了，要是再冒出个通敌的女儿，必定会遭到指控。”

“她那时还活着？”索妮娅心中再度燃起一线希望。

“哦，是的。”米格尔明确地说，“后来，事态比较安全的时候，她开始给孔查写信，寄到埃尔巴瑞尔咖啡馆。”

米格尔在靠近窗台的一个橱柜里翻找。索妮娅的心狂跳起来。

“那些信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他说。

索妮娅颤抖起来。她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叠整齐扎好的信件，写信的人就是照片中那位让她十分困扰的少女。

“我给你读几封信好吗？是用西班牙语写的。”他在她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好啊，劳驾您了。”她静静地说着，注视着他手中边角卷起、纸张泛黄的信封。

在那堆按日期排列的信件中，他小心翼翼地从顶端的信封里掏出十几张精致的航空信纸，又缓缓地展开。寄信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字迹很陌生。索妮娅从没见过母亲的手写字体。由于患病，她很难用手书写，在索妮娅的记忆中，她通常使用一台打字机。

信中的文字从信纸一边一直写到另一边，读着有些困难。老人竭尽全力将这些西班牙文逐句译成相当旧式的英文，念给索妮娅听。

亲爱的母亲：

我知道您会理解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没给您写信。我很焦虑，唯恐连累了您。我明白，我离开了西班牙，待在国外，会被看作叛徒。希望您原谅我的所作所为。考虑到所有相关的人，这条路似乎最安全。

我想告诉您，四年前我乘“哈瓦那”号来到英格兰后的遭遇……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横亘于梅塞德丝与故乡之间的海越来越宽阔。船起航不久，海风就吹了起来。航行到比斯开湾时，海浪汹涌。澎湃起伏的波涛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很多孩子从没坐过船，猛烈的震动令他们惊恐万状。无望而无助的感觉袭来，许多人开始哭喊，被喉咙阵阵发紧欲吐的感觉攫住了。

甚至连大海的颜色看上去也是那么异样，眼下它不再是蓝色，颜色像搅浑的泥浆。几个孩子很快开始晕船。船行渐远，连几个成年人都恶心呕吐。甲板很快就因呕吐物而变得黏糊糊、滑溜溜的。

不管梅塞德丝怎样反对，恩里克仍然被迫与她分开，去了上一层的甲板。她已经好几个小时没看见他，感到辜负了他的母亲。

“你在这儿可不只是为了照看那两个孩子。”一位较为年长的助手训斥她。她说得对。梅塞德丝此行及行程结束后的角色，是照看更大一群人。她只关心那两个孩子，几位教师和牧师早已露出不悦之色。

那天晚上，孩子们在颠簸的船上将就着睡下。有几个挤在救生艇中，另外几个蜷缩在一大捆绳子上。梅塞德丝很快便无能为力，无法再安抚他们了。恶心的感觉击溃了她。第二天，肆虐的海浪平息下来，大家才如释重负。英格兰的海岸线偶然在视线中出现过，但巨浪不再将船卷来卷去时，他们才注意到地平线上那一抹淡淡的暗色线条——英国汉普郡的海岸线。

第二天清晨六点半，他们在南安普敦靠岸。沉寂的海港是个完美的避难所，船一靠岸，可怕的晕船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孩子们站在轮船的甲板上，一双双小手扶着栏杆，低头望着这个全新的国家。目光所及之处，暗淡的港口墙壁正朝他们隐隐而来。

然后是船舶停靠时发出的喧闹声，他们还听到锚链叮当作响。像手臂一般粗细的巨大绳索扔上码头。头发斑白的男人们朝上望着他们，目光中既有怜悯又有好奇，但没有恶意。有人用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在叫喊。码头工人粗犷而野蛮地大声吼叫，好让人们在一片嘈杂中能听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