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雷街 21

一八四八年二月，里尔的革命以省府的一个舞会开始了。带来巴黎起义消息的那份电报到得太迟，来不及通知取消舞会，但我祖父肯定地说，跳舞的人一个个都哭丧着脸。省长召来了一个正规营保护省府大院，他们刚一来，就招来刚走下马车的盛装男女们的嘘声和吼声。第二天，当人们听到路易-菲利普退位和逃走时，愁苦的神情更加加剧：那位衣冠不整但却背着一只装满金子的钱袋的老有产者化名奔向驶往翁弗勒尔的驿站。

第三天，被巴黎传来的消息所鼓舞的一伙人冲进省府大院。这群乌合之众可能是来自臭名昭著的“里尔地窖”，那是一些潮湿而肮脏的地下室，一些工人家庭好几代人都一直住在那儿，这些地下室可没少肥了房主们。米歇尔-夏尔逆向地穿过人群逃向栅栏门，他惊奇地发现一个穿着旧衣服戴顶旧帽子的男人，那人正是省长D.德·G，他并不知道自己正在仿效法国那位国王的所作所为。看见自己被年轻的参议认出来之后，D.德·G先生便央求他悄悄地领他到内格里埃街的司令部去，他在那儿会受到军队的保护，将安然无恙。米歇尔-夏尔满脑子全是古罗马元老院议员们坐在自己的象牙椅上等着蛮族人到来的念头，他暗自吃惊，但却急切要求跑了短短一段路后已恢复常态的上司保护他尚留在省府内的妻子女儿的安全。

回到原地之后，米歇尔-夏尔看到人潮已越过台阶，其中的一股人流已拥进一楼和二楼。一位老仆站在省长夫人的房门前叫道：“里面住着女人，不许入内。”米歇尔-夏尔在写东西时有时很拘谨，但说起话来却是很激烈的，他后来说，这个仆人在关键时刻够有种的。

在院子里，有个人在宣讲，他提到巴黎的人行道上躺着无数的尸体，怒斥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听着我们兄弟们的鲜血的滴答声”在跳舞。他的话让习惯于把自己的比喻修饰得高雅的米歇尔-夏尔觉得好笑。举着红旗的人群大声地要求把节日大厅里的三色装饰物拆下来点起欢快的火堆，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装饰物拆下来，以便忘了这个倒霉的舞会；但没有人知道或没有人想知道它们应放在哪儿。没有办法，骚乱的人群只好把一楼的漂亮窗帘弄到大广场去烧。这真是太浪费了，让有钱人简直气疯了。一尊路易-菲利普的半身像被抬走，连同吊帘帷幔等一起扔到了火堆里，但却没有像烧漂亮窗帘那么引人注意。

几天后，临时政府的特派员，一个名叫安东尼·图雷的杜埃人来到里尔组织共和国。他“很脏，肥胖，庸俗”，而且极其热情地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吹嘘自己穿着衣服和靴子睡了四天。由此可见，这人也太够呛了。他召集省议会议员开会，想知道他们是否同意与新政权合作。会议厅里鸦雀无声，让人感到很尴尬。米歇尔-夏尔挪到第一排去，好让特派员看到自己并听清他的发言。

“我同意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我保留自己的政治观点。”

这个打破了寂静的声音令新秩序的代表者勃然大怒。叛徒！反叛者！于是，他猛吹嘘了一通共和国。这个可怜的家伙的陈词滥调和夸夸其谈让年轻的参议很恼怒，他马上就要进行反驳。他的邻座，让利斯的一位先生是个成熟稳重之人，悄悄地用手按住他的肩头：

“谨慎点，年轻人！您要记住他们在大革命时期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人的。”

这句话犹如一道命令，使米歇尔-夏尔平静下来，他任由特派员继续说下去，没有再打断他。听众们走出会议厅，大家或争相与这个年轻的克莱伊昂古尔说话，或尽量地离他远远的。单枪匹马地干并不好。

第二天，他收到了解职书，是由特派员和省议会副议长一个姓T的男爵签署的，后者在保守党里声望极高。男爵第一次在一份官方文件上没有写上自己的贵族头衔。对懦弱的发现本身就是一种启蒙。米歇尔-夏尔一生中将受到三次解职，这一次他受到了教育，只好回巴约勒去了。

当他来到父亲面前时，夏尔-奥古斯坦对他的欢迎热情是出人意料的。在这个正统派的眼里，被拉下马来的米歇尔-夏尔洗刷了一个污迹。

“我总算又得到你了。”他拥抱着自己的儿子说。

但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名正言顺地在继续着：作为拯救者的卡芬雅克已无足轻重；尚加尼耶只是一把缺了口的旧马刀。路易-拿破仑的上台让大家都放下心来，即使一个波拿巴分子（哪怕是冒充的）也不怎么能激起严肃的人的热情来。不管怎么说，反正镇压是开始了。在里尔，在因饥饿而引发的一八四九年五月的动乱之后，由阿马布尔·迪弗雷纳任庭长的轻罪法庭审判了四十三个人，总共判处了四十五年的监禁和七十四年的软禁。大部分被判刑者还都是孩子，一个偷面包的少年被重罚入狱两年；一个鳏夫每天只能挣一法郎二十苏，却要养活四口之家，听到宣布自己也受到一个类似的判决时，已泣不成声；另一个穷苦人在审判过程中扬言要自杀，一个名叫拉迪罗的里尔律师为这个“贱民”作了辩护，很遗憾地让他免遭更加严厉的惩罚。大家一致认为不久将升任里尔民事法庭庭长的阿马布尔·迪弗雷纳是新秩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