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第2/2页）

我特别要在这里提到几位帮助我的人，他们给我寄来了信件、照片、珍贵的家谱或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逸事汇集，有的为我找到了极难搜寻的书籍。如果没有让·埃克胡先生，特别是格安先生的友善帮助，这本书中的几个篇章肯定就写不出来。我也要感谢住在布鲁日的德·莱盖尔夫人，住在列日的彼埃尔·汉格先生，列日博物馆馆长约瑟夫·菲利普先生，还有比利时驻伦敦的大使罗贝尔·罗斯柴尔德先生以及法国驻联合国的前大使让·肖韦尔先生，他们都不吝赐教，给他们以前的同事埃米尔·德·卡蒂埃·德·马尔西安的形象和他的侄子——牺牲于一九四四年抵抗运动中的让——的形象加以补充和润色。我也要热诚地感谢让娜·卡拉雍夫人，她总准备着为我提供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让我可以用来作这个主题的背景。例如兄弟俩的朋友德西雷·邦塞于十二月二日被流放的事。从巴黎公社的历史专家路易·格林贝尔那里，我还得到了有关雷莫的另一个朋友，古斯塔夫·弗鲁朗的一些文字资料，是从雨果的笔记中摘录的，说他是“红色的骑士，忠实勇敢但有些疯狂”，他于一八七一年四月在夏杜被凡尔赛的军人们枪毙了。

最后，我还要感谢马克·卡萨迪先生，他为我核实了费尔南德曾引证的“弗耶先生”。特别感谢苏阿雷的杜卡尔姆-纪拉夫人，她研究过地方的档案之后告诉我，那个年轻的疯子，我的舅舅加斯东，我曾经说过许多有关他的让家里气氛阴郁的轶事，他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死在苏阿雷，而是在布拉邦特地区赫尔市的一个收容院里。四十来年以后，他的小弟弟奥克塔夫也在那个收容院了其余生。一八八七年加斯东被运回了苏阿雷，葬在家族的墓地里。费尔南德当时只有十六岁。那么，她对米歇尔·德·克先生说的关于那个年轻人的故事，说他的死是因为大概挨了他父亲一顿打之后发起了高烧，就是不可靠的了。也许是费尔南德杜撰出了这个夸张的情节，说不定为的就是不要提起赫尔的那个疯人院；也许是米歇尔自己在无意当中把那些记忆中的旧事弄混了。

在给予我协助而且跟我本人或我的外祖父家有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的人当中，我首先要感谢里塔·芒戴巴赫夫人，我的“表兄让”的遗孀，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以及他们的同辈所遗下的子孙中间，除了我之外她是唯一还活着的人。还要感谢德里雍·杜·夏布瓦男爵；也出身于德里雍家的诺尔贝·德·普克维尔伯爵夫人；赫尔曼·皮尔麦茨男爵夫人；卡蒂埃·德·依万斯男爵；皮托尔男爵；那慕尔的阿·梅里奥先生；克洛德·德·布里埃伯爵夫人；特别是出身于外祖家的表兄雷蒙·戴尔沃先生，他告诉了我许多关于他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生活细节，又对我推心置腹地提起他们那些生活的心理氛围，还对我说了这些话：

“即便是历史的真实没有得到尊重，也没有人能够埋怨您。何况反映真实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完成的任务，因为在这个彼此相互影响，感情多有矛盾而又布满瑕疵的社会圈子里，连我都不敢确定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上面这些见解本意在于让所有的传记作者，所有的历史学家以及所有的小说家放心，他们要探索的真实繁琐驳杂，很不稳定，扑朔迷离，有时候让人伤心，乍一看甚至颇为丑陋，但是对于这些如果不经常抱有同情之心，不永远怀有悲悯之情，那就不能接近人类这种孱弱的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