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第2/4页）

“我来付琴珠的车马费，”宝庆没辙了，只好这么说。唐家笑得前仰后合，觉着这实在太滑稽了。四奶奶笑了半天才憋出话来：“您钱多，宝庆，好哥们，您有钱。我们穷人得挣钱吃饭。一回白干，他们下回还得来。不过您……您有钱，您为了闺女宁肯往外掏钱，也不肯卖了她。您有那么多的钱，真福气。”

宝庆让他们笑去。回到旅馆，他把事情告诉了秀莲。“我干，”她说，“我乐意做点有意义的事。”

问题来了。唱什么好呢？就是那些有爱国内容的鼓词，也太老了，不合现代观众的胃口。宝庆顺口哼了一两段，都不合适，不行。秀莲也有同感。她近来唱的尽是些谈情说爱的词儿。她试了试那些忠君报国的，很不是味。谈情说爱的呢，又不能拿来做宣传。

宝庆开始排练。他先念上一句鼓词，然后用一只手在琴上弹几下，和着唱唱。有些字实在念不上来，就连蒙带唬，找个合辙押韵的词补上。每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儿，就直乐：“嗬！有了！”

在屋子旮旯里睡着了的窝囊废，让宝庆给吵醒了。他从床上坐起，揉着眼，瞅着兄弟的秃脑门在闪闪的油灯下发亮。“干吗不睡呀，兄弟？”他挺不满意，“够热的了，还点灯！”

宝庆说，他正在琢磨《抗金兵》那段书，准备表一表梁红玉擂鼓战金兵的故事，鼓动大家抗日的心劲。

窝囊废又躺下了。“我还以为你打蚊子呢，劈里啪啦的。”宝庆还在拨琴，心里琢磨着词儿，主意一来，就乐得直咧嘴。

“秀莲唱什么呢？”窝囊废问。

“还没想好呢，”宝庆答道，“不好办。”

窝囊废又坐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很严肃地说，“你们俩为难的是不识几个字。她要是能识文断字，找段为国捐躯的鼓词唱唱，还有什么犯难的。”他下了床，“来，我来念给你听。你知道我有学问。”

宝庆奇怪了，看着他。“您认那俩字也不比我多呀！”

窝囊废受了委屈。“怎么不比你多？用得着的字我都认识。好好听着，我来念。”

兄弟俩哼起鼓词来了。窝囊废念一句，宝庆念一句，哥儿俩都很高兴。很快就练熟了一个段子。窗纸发白的时候，窝囊废主张睡觉，宝庆同意了，可是他睡不着。他又想起了一件揪心的事。琴珠要是不干，那小刘也就不会来弹弦子了。

“大哥，”他问：“您给弹弹弦子怎么样？”

“我？”窝囊废应着，“我——图什么呢？”

“为了爱国，也给自个儿增光，”宝庆说得很快，“咱们的名字会用大黑体字登在报上。明白吗？会管咱们叫‘先生’。秀莲小姐，方宝庆先生。您准保喜欢。”

没人答碴，只听得一阵鼾声。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宝庆醒来一看，那把一向放在屋角里的三弦不见了。他跳下了床。怎么，丢了！没了这个宝贝，可就算玩完了。他用手揉着秃脑门，难过地叫起来。倒霉，真倒霉。宝贝三弦呀，丢了！他一抬头，看见窝囊废的床空了——他笑了起来。

他急忙出了旅馆，往小河边跑。他知道窝囊废喜欢坐在水边。他一下子就找到了窝囊废。他坐在一块黑色的大石头上，正拨拉着琴弦。这么说，窝囊废是乐意给弹弦子了。他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走回旅馆去吃早饭。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有了弹弦子的，就不是非小刘不可了。

宝庆和秀莲加入了一个抗日团体，这个团体正准备上演一出三幕话剧。幕间休息的时候，要方家在幕前演出。宝庆很激动，也很得意。

重庆来的公共汽车司机，捎来了报纸。他看着剧目广告，得意的心直跳。他、他哥哥和秀莲的名字都在上面。用的是黑体大字，先生、小姐的尊称。他象个小学生一样，大喊大叫地把报纸拿给全家看。窝囊废和秀莲都很高兴。二奶奶说话还是那么尖酸。“叫你先生又怎么样？”她挖苦地说，“还不是得自个儿掏车马费。”

彩排那天，他们早早地就起来了，穿上最好的衣服。秀莲穿的是一件浅绿的新绸旗袍，皮鞋。小辫上扎的是白缎带。吃完早饭，她练习走道不扭屁股。要跟地道的演员同台演戏，得庄严点。走道要两手下垂，背挺得笔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窝囊废刮了胡子。他难得刮胡子，这回不但刮了，而且刮得非常认真仔细，一根胡子也没漏网。末了，他把鬓角和脑后的头发也修了修。他穿了件深蓝的大褂，正好跟兄弟的灰大褂相配。为了显得利落，他用长长的宽黑绸带把裤脚扎了起来。

中午时分，他们进了城。宝庆打算好好请大哥吃上一顿，报答大哥成全他的一番美意。但轰炸后的重庆那么荒凉，劫后余烬的景象，倒了他们的胃口。有些烧毁的房子已经重建起来了。有些还是黑糊糊的一堆破烂，有的孤零零地只剩了一堵墙，人们用茅草靠着这堵墙搭起了小棚棚，继续干他们的营生。满眼令人心酸的战争创伤，一堆堆发黑的断砖残瓦。宝庆觉着眼前是一具巨大的尸体，疮痍密布。他一个劲地打颤。还是先吃点东西好，给身子和心灵都补充点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