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爱唱戏的,在书场楼上租了三间房,每个礼拜到这儿来聚会两次,学唱京剧。他们以前在北平时学过几段戏,这会儿到重庆来组织了一个票房,每周只聚会几个钟头,其余的时间,屋子就空着。

他们会唱的戏并不多,都加在一起,也凑不上一出戏。聚会了几次,他们对京剧的兴趣逐渐淡薄,不少人再也不想唱了。他们就是到票房来,也不过是打打麻将。可他们还是每月按时付房租,占住这三间房,表示他们都是票友。

宝庆得找个住处,总不能老住在小旅店里。重庆是一天比一天拥挤了,每天都有一船船的人到来,要想找个住处,简直比登天还难。书场楼上有那么三间空屋,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得把这三间屋要过来。可是那班票友又怎么办呢?

他去见票房管事的。他机智老练,一句没提空房子的事儿。只是大谈特谈,京剧的历史如何悠久,管事的在京剧上的功夫又是多么深。他在北平、上海、南京跑码头的时候,管事的不就已经名噪一时,名闻全国了吗?那回走票的时候,南京的报纸不都轰动了吗?

(事实是,这位管事的从来没有玩过票,不过他也不愿意否认。)从京戏又扯到大鼓。宝庆是那么能说会道,他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话引到正题,管事的也只好赶紧附和,说是大鼓也就仅次于京剧,而实际上,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听过一回大鼓呢。宝庆是从文化之城北平来的有文化的人,他得象欢迎老朋友似的欢迎宝庆。真正懂得艺术的人总是心心相通的。半小时以后,票房的三间屋归了宝庆。再过一小时,宝庆就带着全家搬了进来——搬到鼓书场楼上。

秀莲和大凤住一间,宝庆两口子住一间,中间是堂屋。窝囊废不乐意每天晚上临时到堂屋里搭铺,宁愿住在小店里受罪。他心甘情愿地在那儿受罪,好在是一个人一间屋,自由自在,没人打扰。

宝庆对新居很满意。租钱少,房子就在书场楼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每天用不着来回奔波,还能抽出点时间来料理家务。

他只高兴了几天。他早就知道唐家放不过他。唐家想给琴珠长钱,事没办成,就会想出别的招儿来折磨他。当然唐家也有唐家的难处,最要紧的,是挣钱养家吃饭。他们不能让琴珠跟宝庆散伙,那样就会一个钱也捞不到了。他们拿定主意要找宝庆的麻烦。又胖又大的四奶奶,她的拿手好戏就是惹人生气。她男人跟着她学,她呢,也紧盯着她男人,决不能让他落了空。

她三天两头打发男人去找宝庆,替琴珠借钱。孩子总得有两件衣服穿穿,饭食也接不上了。再不就是琴珠生了病,上不了场,得请上一天假。

宝庆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这一切。他明白,不能去填这些无底洞。不过他替他们觉着难受,唐家的人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知足!他们要预支琴珠的包银,他没答应。这也没能使他们安分点。

方家搬到书场楼上的那一天,差点吵起来。唐四爷象个来给鸡拜年的黄鼠狼一样,天一亮就到书场来了,他一脸的怒气,嘴角没精打采地往下耷拉着。

他直截了当地对宝庆说,唐家的人都觉着他不是玩意儿,光把自己一家人安顿得舒舒服服的。唐家是他的老朋友,一向对他忠心耿耿,他倒好意思撂下不管。“老哥儿们,“

他责备宝庆说,”您得帮我们一把。您有门路呀!您得给我们也找个安身的窝儿。这不是,您倒先给自个儿找了个安乐窝了。“

宝庆答应给找房,但能不能找着,可不一定。要他许愿不难,可是他不愿意许愿。要是他答应了人家,又不打算兑现,这使他觉着违心。唐家没完没了地埋怨他,他只好点头。唐四爷一个劲儿地叨唠,他心平气和地听着,不住地点头陪笑。

四奶奶也参加了社交活动。她每天都摇摇摆摆地走到书场楼上,来看她的好朋友二奶奶。她每回来都是一个样子。先是笑容满面地走进堂屋,喘着气说:“可算走到了。我一路走了来,特为来看您。我心想,不论怎么说,我们在这个破地方都是外乡人,得互相亲近亲近。我只有您们这几位朋友,每天要是不见上一面呀,简直就没着没落儿。我一想起今儿还没见着您,心里就愁闷得慌。”

说完,她找来一把最宽大的椅子,把她那大屁股填进去,然后就唠叨开了。“您那位有本事的掌柜的给我们找到住处了吗?”她问二奶奶,“找到了没有?您可得催催他。我们的命不济,到现在还住在旅店里,房租贵得怕人。我们简直活不下去了。”

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见茶就喝,见吃的就吃。

来串门的还不光是她。还有巡官、特务、在帮的和几位有钱的少爷。他们来是为了看秀莲,坐得比四奶奶还久。宝庆当然得应酬他们。拿茶,拿瓜子,还得陪着说话。他们常常在秀莲还没有起床的当儿就来了。坐在堂屋里,眼睛老往秀莲那屋的花布门帘上瞟。宝庆知道他们想干么,可是又不敢撵他们出去。他要是给他们点厉害,场子里演出的时候,就会来上一帮子,大闹一通。砸上几个茶壶茶碗,再冲电灯泡放上那么一两枪,那就齐了。闹上这么一回,他的买卖就算玩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