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家园

一九八一年夏天，彼得·托维被提名为参议员，为一名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让出相对保险的多伦多众议院席位。他不必再长期居住在自己的选区。他和妻子克拉拉在渥太华买下一套宽敞舒适的湖景公寓。他们偏爱首都平静的生活节奏，也很高兴能与住在市内的儿子、儿媳和孙女为邻。

一天早晨，他走进卧室，发现克拉拉坐在床边，双手按在身体左侧低声啜泣。

“怎么了？”他问。

克拉拉摇了摇头。他心里顿时充满了恐惧。他们去了医院。克拉拉病了，病得很重。

在妻子与病魔斗争同时，儿子的婚姻破裂了。在妻子面前，他竭力粉饰这桩离婚。“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他说，“他们一直合不来。分开了双方都会过得更好。现在这种事太平常了。”

她微笑着表示赞同。她的视野正日渐缩小。然而，这次离婚并不是最好的结果，甚至连好也算不上。它简直糟透了。他眼睁睁看着一对婚姻中的爱侣变成仇敌，看着一个孩子沦为炮灰。儿子本把无数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投入到与前妻迪娜的争斗中，她的反击同样毫不留情。这一切常令他目瞪口呆，只有双方的律师坐收渔利。他试着劝说迪娜，在双方之间充当和事佬。无论每次谈话开始时她显得多么礼貌和诚恳，最后她总是情绪失控，怒不可遏。身为本的父亲，他只可能是教唆犯和同谋。“你简直跟你儿子一模一样！”有一次她骂道。有一点不一样，他提醒她，他和妻子已经相濡以沫四十多年了。她立刻挂断了电话。孙女瑞秋小时候曾是个快乐的精灵，现在却与父母反目，把自己锁进青春期少女酸涩的怨恨垒成的高塔。有几次他带她外出散步或是去餐厅吃饭，想让她高兴一下（也让自己高兴一下），她却总是闷闷不乐。没过多久，母亲在监护权大战中“赢下”了她，并带她去了温哥华。他开车送她们去机场。刚一通过安检，她们就开始争吵。他眼中不再是一个成年女子和她青春期的女儿，而是两只黑色的蝎子，它们剧毒的尾针高高举起，彼此恫吓。

至于本，他留在了渥太华，心如死灰。在彼得眼中，儿子蠢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本是一名医学研究员，曾研究过人们为什么会不经意咬到舌头。舌头穿梭于齿间，如同钢板车间里操作重型机器的工人。它的失灵让人痛苦不堪，其根源却惊人地复杂。如今在彼得看来，儿子恰似一条盲目扎进齿间的舌头，落了个鲜血淋漓的下场，第二天却重蹈覆辙，毫无自知之明，也从未意识到代价和后果。本总是一意孤行。父子间的谈话多以冰冷的沉默收场。儿子满眼无奈，父亲哑口无言。

他的妻子深陷医疗术语的旋涡，康复的希望随着每次治疗起起落落。在反复的挣扎、呻吟、哭泣同时，她开始大小便失禁，变得骨瘦如柴。最终，他美丽的妻子躺在病床上，身着一件可怕的绿色病号服，两眼半睁半闭、目光呆滞，嘴无力地张着。她浑身抽搐，胸腔里发出一阵咯咯声。她死了。

他成了国会山(1)上的幽灵。

有一天，他在参议院发言，另一位参议员回过头，用一种活见鬼的眼神盯着他看。你干吗这么看着我？他想。你有病啊？如果他弯腰对着这位同僚的脸，他的气息会像喷枪一样烫掉他的脸皮。这样就只剩下一个骷髅仰头朝他傻笑了。那样就能治好你的蠢相。

他的白日梦被议长打断：“尊敬的议员，你是想继续你的话题，还是……”

议长这句话的尾音拖得很长。彼得低头看了看讲稿，意识到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完全不知道。就算他能想起来，也没兴趣再讲下去。他无话可说。他看着议长，摇了摇头，坐下来。那个同僚继续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这才转过头去。

党鞭特意来到他的办公桌前。他们是朋友。“情况怎么样，彼得？”他问。

彼得耸了耸肩。

“也许你应该休息一下。给自己放个假。你最近经历太多事了。”

他叹了口气。没错，是时候离开了。他再也无法忍受。演讲、无休止的装腔作势、见利忘义的密谋、膨胀的自我、自以为是的助理、翻脸不认人的媒体、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琐事、一板一眼的官僚机构、对人类社会的细微改善——他认同这些民主的标志。民主就是这样一种疯狂而美妙的东西。不过他已经受够了。

“我看能不能给你找个差事。”党鞭说。他拍拍彼得的肩膀，“坚持住。你能挺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