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 索尔兹伯里（第14/23页）

“打搅了，先生，我有个口信要转达给您。”

“哦，是吗？”卡迪纳尔先生急切地道，把目光从那些文件上抬了起来。“是家父的口信吗？”

“是的，先生。也可以这么认为吧。”

“请稍等。”

这位年轻绅士伸手从脚边的公文包里取出笔记本和铅笔。“请讲吧，史蒂文斯。”

我又轻咳了一声，尽可能保持一种就事论事的语气。

“大卫爵士希望您能知晓，先生，女士和绅士们在几个关键的地方是大为不同的。”

我在构思下句话的措辞时想必是停顿了片刻，因为卡迪纳尔先生这时叹了一口气，说：“对此我真是再清楚不过了，史蒂文斯。就请你有话直说好吗？”

“您已经很清楚了，先生？”

“家父总是低估了我的能力。对这整个领域我已经进行过广泛的阅读和扎实的基础研究工作。”

“真的吗，先生？”

“在过去这整整一个月里，除此以外我实际上就没考虑过其他的事情。”

“是吗，先生。既然如此，我要传达的这个口信或许就是多余的了。”

“你可以向家父保证，对于基本的情况我已经做到了充分的了解。这个公文包，”——他用脚碰了一下那个公文包——“就塞满了我对于但凡能够想到的每个可能的角度所做的笔记。”

“真的吗，先生？”

“我真的认为我已经充分考虑到了人类的大脑所能想到的每一种排列组合方式。希望你转告家父，请他但放宽心。”

“我会的，先生。”

卡迪纳尔先生显得轻松了一些。他又碰了碰那个公文包——我很想把眼睛别开，不去看它——然后说道：“我猜你也一直都纳闷为什么这个公文包我从不离手。好了，现在你知道了。想想要是给不该打开的人打开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吧。”

“那可就不能再尴尬了，先生。”

“可不是嘛，”他说，突然又把身子坐直了，“除非家父又想出了什么全新的因素，希望我进一步斟酌考虑。”

“我想不大可能会有了，先生。”

“没有吗？关于这位杜邦伙计就再也没有更多的资讯了吗？”

“恐怕是没有了，先生。”

我竭尽所能不流露出丝毫恼怒的情绪：原本以为已经圆满解决了的难题，这才发现实际上根本就还是原封未动地摆在我面前。我相信我正集中思想，准备重整旗鼓的时候，那位年轻的绅士突然间站起身来，一把抓起他的公文包，说：“好了，我想我该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了。多谢你的帮忙，史蒂文斯。”

我本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另找机会再跟他谈一次的，可是实际证明已经是不可能了，主要是因为当天下午——比预定的时间早了足足有两天——美国的参议员刘易斯先生就到了。当时我正在楼下的餐具室里核对供货的清单，突然听到上头传来无可置疑的好几辆汽车驶进庭院停下来的声音。我赶忙上楼去的时候，在后廊里碰巧遇到了肯顿小姐——当然也就是我们上次不欢而散的同一场景——而或许正是这一令人不快的巧合促使她继续采用了跟上次一样的幼稚举动。因为在我问她是谁到了的时候，肯顿小姐径直地继续走她的路，只丢下一句话：“如果事态紧急就请人传个口信，史蒂文斯先生。”这实在太令人恼火了，不过当然了，我别无选择，只能赶紧往楼上跑去。

在我的印象中刘易斯先生是位人高马大的绅士，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他的早到显然给爵爷和他的同僚们带来了不便，因为他们原指望还有一两天的独处时间可以比较充分地做好准备的。不过，刘易斯先生那不拘小节、令人愉快的举止态度，以及他在餐桌上的一番表态——美国“将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为此而不惜承认凡尔赛已经铸成的错误”——却大大赢得了爵爷那“主场团队”的信任；随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席间的交谈已经慢慢地从诸如刘易斯先生的家乡宾州的诸多优点这样的话题，明确地转回到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而等到饭毕绅士们悠然点起雪茄的时候，他们提出来的某些深思熟虑的意见已经跟刘易斯先生到来前只在他们之间私下交流的看法同样私密了。其间，刘易斯先生曾对在座的诸公说道：

“先生们，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们这位杜邦先生可能是位非常难以逆料的人物。不过容我告诉诸位，关于他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可以说有十足的把握。”他俯身向前，挥动着雪茄以示强调。“杜邦憎恨德国人。在战前他就憎恨他们，而如今更是变本加厉，他仇视德国人的程度之深恐怕是在座的诸位先生所难以理解的。”说完这句话后，刘易斯先生再次靠回到椅背上，脸上重又堆满亲切的笑容。“不过请告诉我，诸位先生，”他继续道，“你很难因为一个法国人憎恨德国人而责怪于他，是也不是？毕竟，法国人这么做也是有其正当理由的，是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