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一章

晚饭过后，我坐在卡提拿街[3]的房间里等派尔。他说过“我最晚十点会来找你”，一直等到午夜时分，我再也坐不住了，便下楼走到街上。楼梯口坐着许多穿黑裤子的老太婆：现在是二月时节，我猜她们是觉得在床上待着实在太热了。一个三轮车夫缓慢骑向河畔，我可以看到人们先前卸下新运来的美国飞机的地方灯火通明。在这条长长的街道上，找不到任何派尔的踪迹。

当然，我对自己说，他可能被某些原因耽搁在美国使馆，但若真是如此，他一定会给餐馆打电话的——对于这些细节，他一向十分在意。当我转身回屋时，看见隔壁门口有个女孩儿也在等人。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见那条白色的丝质长裤和印花长旗袍，只通过这两样，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她以前经常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等我回家。

“凤。”我说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凤凰，但如今一切并不如神话所言，没有什么能从自己的灰烬中重生。在她告诉我之前，我便知道她也在等派尔。“他不在这里。”

“我知道，我看见你自己一人在窗口。[4]”

“你不妨上楼等，”我说，“他很快就来了。”

“我可以在这里等。”

“最好别。警察会把你抓走的。”

她跟我上了楼。我想开几个有讽刺意味、惹人生厌的玩笑，但考虑到无论是她的英语还是法语，都还没有好到能够理解这些嘲讽。并且，说来也怪，我本来也没有要伤她心的意思，甚至也不想伤害自己。我们走到楼梯口时，那些老太婆都把头转向一旁，待我们走过去之后，她们的音调再次升高，仿佛是在合唱一般。

“她们在说什么？”

“她们认为我又回来了。”

在这间屋子里，几周之前，我为庆祝中国的新年而特意摆了一盆树，如今上面的黄色花瓣已经掉落大半。有一些落在打字机的键位之间。我把它们逐个捡起来。“这样太麻烦了。”凤说道。

“这不像他。他一直是个守时的人。”

我摘下领带，脱了鞋，躺在床上。凤打开煤气炉，开始煮水泡茶。这幅情景跟半年前没什么区别。“他说过，你不久后就要离开了。”她说。

“也许吧。”

“他很喜欢你。”

“我并不稀罕。”我说。

我看见她正试图换个发型，任凭一头黑发垂到肩膀上。我想起她从前总是很精心地打理头发，并认为那是古代官员子女应有的风范，派尔一度对此颇有微词。我闭上眼睛，她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她是水蒸气的咝咝声，是杯碟相撞的叮当声，她能满足我夜间某一时刻的需求，是我整晚安心休息的保障。

“他很快就会来的。”她说道，仿佛因为派尔的缺席，我需要人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时都谈些什么。派尔为人很真诚，他在远东待的月份数跟我在那里待过的年份数差不多，所以他的那套关于这里的长篇大论，我早就听得不耐烦了。民主则是他的另一个谈话主题——对于美国在全世界所做的那些事情，他的观点武断并且惹人恼火。另一方面，凤又极为无知，如果我们的谈话中出现了希特勒这个名字，她都要打断一下问问那是谁。要跟她解释的话，那就更难了，因为她从来都没见过任何一个德国人或者波兰人，对欧洲地理也只有一点儿模糊的认识，尽管她对玛格丽特公主[5]的事迹知道得比我还要多。我听见她把托盘放在床尾。

“他还爱你吗，凤？”

带一个安南女人上床就像带一只鸟儿一样：她们在你枕边叽叽喳喳地唱着歌。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些安南女人里，没有人唱得像凤那样动听。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胳膊——她的骨头也如鸟儿那般脆弱。

“他还爱吗，凤？”

她笑了，我听见她划着一根火柴。“爱？”——也许这个词她听不懂。

“要我给你装上鸦片吗？”她问道。

当我睁开眼睛时，她已经点燃了烟灯，托盘也准备好了。在灯光的映照下，她的皮肤呈现出深深的琥珀色，她皱紧眉头，小心地靠近火焰去加热一小块鸦片，她不停地捻弄着手中的烟针。

“派尔还是不抽吗？”我问她。

“不。”

“你应该让他抽的，不然他不会回来的。”这是流传在她们中间的一种迷信说法：抽鸦片的情人总会回来的，哪怕跑到了法国去。男人的性能力也许会被鸦片损害，但她们根本不在乎，她们更倾向于有一个忠诚的情人时刻陪伴在身边。现在，她正在烟斗的边缘上揉捏着滚烫黏稠的烟泡，我已经闻到鸦片的味道了。没有任何味道跟它一样。我床边的闹钟显示十二点二十分，我的情绪不那么紧张了。派尔正在逐渐消逝。烟灯照射着她的脸，凤俯下身去整理那杆长长的烟枪，像照顾她的孩子那样。我很喜欢我的这杆烟枪：笔直的竹子，两英尺长，两头都是象牙。往下三分之二的位置是烟斗，像一朵翻转的旋花，凸起的边缘因频繁揉捏鸦片变得油黑乌亮。这会儿，凤的手腕轻轻一抖，便把烟针插进烟斗的小洞里，顺势将鸦片引入，又把烟斗放置在火焰之上，拿稳烟枪，等着我去吸。我凑过去吸上几口，烟泡温和而平顺地冒着小气泡。